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哲学路径预设：即“万物一体的宇宙本体论”、“关联感通的思维方法”及“成己成人的善治论”。这种哲学路径发生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有其赖以生长的历史土壤。 一 在地理上，中国是大陆国家，东面南面临大海，北抵大漠，西及流沙昆仑之山，形成了天然的地理疆界，黄河、长江两条水系蜿蜒贯穿其间，把东西南北连成了巨大的整体，容易形成大一统的国家。而古代希腊海岸曲折，港湾众多，海岛星罗棋布，陆地狭小，山林遍布，土地被分割成无数隔离的碎块，容易形成各自独立的小国。 中国大一统的国家，远绍自大禹时期。大禹建立夏朝，实由于他以中原之腹地联络周边小邦共治大洪水，从而得到四方的信从，成为天下的共主。古史载禹会诸侯于涂山而执玉帛者万国，以及《史记》载禹定万国而协和万邦之事，都说的是这个事实。中国历史自夏朝开始，逐渐形成了“封建天下”的大一统态势。在“封建天下”里，中国大陆疆域内众多受分封或名义上受分封的邦国，共同承认一个实力更强、文明更高的中央王室为“共主”，组成一个跨“天下”的政治联盟体。在这样的政治体中，“共主”不能独宰天下，而是与邦国贵族共同分享政治权力。当王权与“天下”观念相结合，便形成了大一统的“普遍王权”思想：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汉之后的王朝，就是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大一统王权国家。而古代中国人的“天下”一词（包括后来的“四海之内”），就是大一统王权国家的陆地国土范围，故中国人的“天下”就是所谓的“世界”。 很明显，这与古希腊分散的“城邦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分布在伯罗奔尼萨半岛及爱琴海诸岛上的城邦国家，不仅数量有上百个之多，而且人口少（一般在一万人左右），国土面积狭小。由于生活在幅员辽阔的大陆地区，古代中国人有足够大的空间周游各地，孔、孟、老、庄似乎从没有“出海浮游”。因此，他们眼中的“世界”，与海洋国家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周游各地所形成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概言之，中国大一统的大陆国家型的“世界观”，养成了人们整体的、关联的视野，而希腊分离的、零碎的海岛型的“世界观”，养成了人们部分的、分析的视野。 二 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架构及政策与农业相关。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滥觞，远绍自大禹治水的功绩；而春秋战国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其动力之一就是为消除诸侯国的“曲防”（即上游国家私自拦水筑坝而不顾下游国家安全）和“遏籴”（即丰收的国家阻止粮食向饥荒国家的流通）所带来的祸患，这就多少印证了美国学者威特佛格尔所谓中国为“治水型国家”的说法。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形式，商业只是交换农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即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因此，哲学家的经济思想以及官员的决策，其多倾向于“重本轻末”。相对比，古希腊是海洋国家，山地和森林广布，平地狭小，缺乏农业生产的条件，其经济生活以工商为本，崇尚商业贸易。 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农业社会。中国古代社会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商人是最后一个阶层，社会地位和声望不高。士即士大夫，农就是实际耕作土地的农民。士大夫一般不亲自耕作土地，但通常就是地主，其命运也与土地息息相关。在古代中国，士与农是两种好的职业，“耕读传家”最值得标榜。梁淑溟说：“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二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 在农业生活中，人与自然亲密接触，与自然打成一片，深深体验到万物生命之间的互依相关。这是中国哲学“万物一体”宇宙观和“关联感通性思维”得以生长的深厚土壤。钱穆说：“中国文化始终在自由农村的园地上滋长”。冯友兰曾说，中国思想中的儒家和道家，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而两家的不同，只是它们理性化地表现小农生活方式的不同。小农的生活简朴，思想天真，道家把这种简朴生活加以理想化。儒家则强调人的社会责任，重视小农生活基础上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可见，中国哲学“成己成人的善治论”也与农业生活的情调有关。 相对照，古希腊是工商业国家，航海贸易和战争是其生活的常态。而航海贸易和战争都是向外进取开拓的过程，因此希腊人大都眼睛向外。另一方面，航海和战争都要克服来自于自然力量和敌方的艰难险阻，他们倾向于把自然和他人作为征服的对象。于是，人与自然二分、主观与客观对立的思维随之产生，他们不能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当作一个连续的整体来看待。也就是说，希腊哲学从源头上缺乏“万物一体”宇宙观和“关联性思维”。再加上商业经济的所得，多是零散的货币和账目数字，这就最需要数学分析和计算。因此，希腊人发展了数学及其相关的逻辑推理，分析的方法、理性的法则和客观的知识被人所推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