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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族伦理驱策下的“官商互济” 徽州作为程朱理学故乡，与程朱一派新儒的渊源久远。宗法制强固，以家族为本的宗族观念特深。徽州以营商为第一生业的习俗，则与王学破旧“四民观”的经济伦理相融通。因此，在宋明新儒朱、王两派对徽州的浸渍下，出现了儒商结合，互相为用的局面。“官商互济”，则是儒商结合的演化与结果。 以程朱理学为依归的、家族本位的宗族理念中，个人的升迁荣辱，是同宗族联系一起的，即个人的身份地位取决于所在的等差次序的伦理构架中的位置，取决于所属社会集团的势力。唯有提高本宗族的社会地位，方能实现自己的价值。非科举仕宦，“不足振家声”。由于恪守在官本位的价值取向，科举仕宦是荣宗耀祖、提高本宗族地位的途径。但是读书科举一途，是需要经济作基础的。正如汪道昆为程长公之母汪孺人写的〈行状〉中所指出的： “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君（程长公）其力贾以为养，而资叔力学以显亲，俱济矣”(81)。 清人沈尧（1798--1840）也认为：“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后一句话，显然缺乏数据支持；如果改为天下之士多出于官、商和官商结合之家，应更确当。沈尧又指出，非营商者，“子弟无由读书以致通显。”(82)此一看法也同样过于绝对，如理解为缺乏经济基础，想读书仕宦是不可能的，就符合明清社会实际了。求富最便捷之途莫过于营商，而商业的成功则关系着家族的荣耀及其延绵不衰。 从这一意义上看，以追求家族荣耀为终极目标的价值理念，却转化为驱策徽州人经商的精神力量。正源自于此，宗族制与商业发达两者之间，在中国大陆一度流行的分析模式中被视为互相冲突、互相矛盾，事实上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东南沿海地区看，宗族组织是随着商业的发达而趋向庶民化与普及化的(83)。 歙人汪道昆多次强调徽州以业商为最主要。他说，“新都（徽州的古称）业贾者什七八”、“大半以贾代耕”(84)；艾衲居士著的《豆棚闲话》中也说：“人到十六就要出门做生意”(85)。乾隆《歙县志》中更说：“商贾十之九”(86)。几乎是全民经商了。这在明清时期，是一十分特殊的地方。徽商经商的地域非常广阔，大江南北，运河两岸，边陲海隅，乃至日本，东南亚地区，无不涉足。而且经营的盐、典、茶、木等行业，资本雄厚，非列肆叫卖之小商贩可比。所以对从商者文化水平要求较高。而徽州又正是文化发达的地方。唐末以前，每当战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87)。明清时期，文化愈加发达。“十家之村，不废诵读”，社学、书院林立。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统计，弹丸之地的徽州府社学达562所,书院有54所(88)。少时先业儒，及长转而从商；从商之后又往往没有忘情于儒业，贾而兼儒。这就是所谓儒贾结合。儒商结合，既意味着一个人儒贾兼治，也体现在诸子中业商、业儒的分工。程长原“三子异业，命贾则贾，儒则儒。贾则示以躬行，儒则成以专业”(89)。正如汪道昆所指出：“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90)。根据张海鹏等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一书所作的粗略统计，弃儒从商者便有143例，商而兼儒（包含贾而好儒、弃商归儒、贾服儒行、以儒服事贾、迹贾而心儒等）有36例。商而兼儒，如歙县吴希元（明万历时人）“下帷之暇，兼督贾事；时而挟书试南都，时而持算客广陵”。后以捐输得授文华殿中书舍人(91)。有的竟经科举而官宦。例如，歙县程晋芳，业盐于淮，兼治儒术，“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终于举乾隆朝“辛卯进士”，授翰林院编修(92)。这是个例。贾而兼儒更普遍的意义是是为了附庸风雅，以清高自诩，便于结交权贵。他们奋迹江湖的同时，没有忽视文化的修养。歙县盐商吴炳寄寓扬州时，“往往昼筹盐策，夜究简编”(93)。休宁汪志德“虽寄居于商，尤潜心于学部无虚日”(94)。除研读儒家经典外，尤其究心于与治生、货殖有关的典籍。甚至诗赋琴棋书画，篆刻金石，堪舆星相，剑槊歌吹，皆有涉猎。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徽商多工诗书画，有的还著书立说。有的在自己的庭院、山馆中举行文会以广交士大夫。视读书、藏书、刻书和诗赋琴棋书画为雅事，以雅致自娱。他们注重谈吐、风仪、识鉴，以儒术饰贾，或贾服儒行，显得情致高雅，旨在抬高身份，便于公关以攀援权贵。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都在结托之列。歙商江兆炜在姑苏“尤乐与名流往来”，其弟江兆炯亦然。“吴中贤大夫与四方名士争以交君为叹”(95)。徽商控制享有专利的两淮盐业，就说明其与官府深相结托。盐商鲍志道、邓鉴元、江春等都曾得到乾隆的恩宠。有了各级官僚，乃至天子作靠山，商业上自然可以化险为夷了。 除结托权贵，以求庇护外，徽商还可通过自身的缙绅化，成为亦官亦商，一身兼二任焉。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徽商通过培育子弟，经科举仕途而成为朝廷内外的官僚，以充当他们的代言人。据笔者统计，徽州明代举人298名, 进士392名; 清代举人698名, 进士226名(96)。这些中举者，都成为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有的还成为朝廷的肱股大臣。以歙县为例，立相国之隆者有许国、程国祥等；阐理学之微者有朱升、唐仲实等；大经济之业者有唐文风、杨宁等；宏经济之才者有唐相、吴是等；擅文章之誉者有汪道昆、郑桓等；副师武之用者有汪宏宗、王应桢等(97)。通过“急公叙议”（明代）和“捐纳”而得官衔者（一般不求实职，与士子捐纳，候补上任者不同。）也不少。明代万历年间，歙县富商吴养春为国捐输三十万两银子，明朝廷同一日诏赐其家中书舍人凡六人，即时俸、养京、养都、继志、养春和希元(98)。清代捐纳制盛行，以捐纳得荣衔者，当属更多。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在捐输的代表者名单中，有不少的便属徽州两淮盐商陈、程、黄、吴、汪、洪诸氏。这些人自当获得高低不同的荣衔。至于鲍志道、郑鉴元、江春等，更是上交天子，得到皇上的隆恩(99)。正如《歙风俗礼教考》中所指出的： “ 歙之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巨族。其以急公议叙入仕者固多，而读书登第，入词垣、跻朊仕者，更未易仆数。且名贤才士，往往出其间，则固商而兼仕矣”(100)。 这些出任中央和地方官僚，乃至朝廷显宦的徽商子弟，乡土、宗族观念极强。“凡有关乡闾桑梓者，无不图谋筹划，务获万全”(101)。对徽商在外地的利益，更是着力维护(102)。总之，所谓“官商互济”，即徽商培植了官僚，而官僚又维护了徽商的利益。官商互济，两者相得益彰。正如汪道昆（1525--1593）所指出： “新都（徽州）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能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103) 这一段话，比较精到地、全面而且准确地指出了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官与商，相互为用的关系。 这里应当指出，徽商并没有一味追求其商业上的成就，不同于西方的商人以商业作为终生终世的事业来追求，也没有以“创业垂统”为目标建立商业帝国的企图。徽商也不同于近代珠江三角洲的粤商有的因商致富之后，通过发挥货币经济的力量直接谋求与士绅并列的社会名流地位(104)；而是千方百计地牟求向缙绅转化。其途径有二：一是明代“以急公议叙”而得荣衔，清代通过“捐纳”而获官位，即用财富来实现其缙绅化；二是精心培养子弟,通过读书科举而仕宦。由于受家族伦理的支配，通过仕宦官爵来荣宗耀祖，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才是徽商追求的终极目标。从此可见，徽商提倡“新四民观”与企求科举仕宦是互为表里，也可说是儒为体，贾为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