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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节用”与“节葬”，郭沫若认为是一套消极的经济政策，和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老百姓的用是节无可节，葬也是节无可节的。因而，他的整套学说都是以“王公大人”为对象的，“王公大人”的不合理的消费如果节省一些，当然也可以节省一些民力。此外，“节用”与“节葬”的另一个目的，是在反对儒家的礼。 他还说： 一味地以不费为原则，以合适用为标准，而因陋就简，那只是阻扰进化的契机。墨子的专门强调节用，出节用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增加生产的办法，这不仅证明他的经济思想的贫困，像“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缶”的民间音乐，也在所反对之例，简直是不知精神文化为何物的一种狂信徒了。 郭沫若从社会生产发展与消费的关系角度指出节用、节葬的弊端，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墨家的节用、节葬的经济政策正是针对“王公大人”提出来的，是当时社会“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的反映，因此不能够全部否定。 郭沫若对墨子思想中只有一点稍加肯定，那就是墨家的救世的精神，他说：“墨子正是一位特异人格的所有者，他诚心救世是毫无疑问的。虽然他在救世的方法上有问题，但他那‘摩顶放踵，枯槁不舍’的精神，弟子们的‘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态度，是充分足以感动人的。就是这样被人感佩，所以他的思想真像一股风一样，一时之间布满了天下，虽然被冷落了二千年，就到现在也依然有人极端的服膺。” 但就是这一点肯定，他的赞赏态度也非常有限，他随后就说：“人是感情的动物，头脑愈简单，愈是容易受暗示，受宣传，因而墨家的殉道精神，在我看来，倒并不是怎样值得夸耀的什么光荣的传统” 。他还说，“墨子本人是一位特殊的人物，那是毫无问题，他存心救世，而且非常急迫，我也并不想否认，但他的方法却是错了。庄子的批评，我觉得最为公允”。“尽管他的人格怎样特异，心理的动机是怎样纯洁，但他的思想有充分反动性，却是无法否认的。在原始神教已经动摇的时候，而他要尊崇鬼神上帝。在民贵君轻的思想已经酝酿着的时候，而他要‘一同天下之义’。不承认进化，不合乎人情，偏执到了极端，保守到了极端，这样的思想还不可以认为反动，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认为反动” 。 墨学由盛到衰乃至中绝，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郭沫若也作了自己的考察，他指出：“墨子的思想从历史的演进上看来，实在是一种反动。他的立论根据异常薄弱。但他的学术一出却是风靡一时，不久便与儒家和道家的杨朱三分天下。揆其所以然的原故，大约即由于他的持论不高，便于俗受。本来殷、周二代都是以宗教思想为传统的，尤其是周代乃利用宗教思想为统治的工具，宗教思想是浸润于民间的。” 至于墨学衰落，郭沫若以为：第一是由于墨家后学多数逃入儒家道家而失掉了墨子的精神，第二是由于墨家后学过分接近了王公大人而失掉了人民大众的基础。 此外，它的所以不传是因墨子后学溺于变而流于文，取消了自己的宗教特质。郭沫若的分析与近代学人的研究几乎都不一样。这是他墨学研究所谓的“人民本位”立场的必然结果。 三、《墨经》研究 郭沫若是走在时代浪潮前沿的学者，他当然不可能忽视墨学中很有价值的《墨经》部分。在《墨子的思想》和《孔墨的批判》中，没有关于《墨经》研究的文字。但是在《十批判书》的另一篇文章《名辨思潮的批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研究《墨经》的。顾名思义，《名辩思潮批判》是考察研究先秦名辩思潮。郭沫若注意到《墨经》六篇与《墨子》一书其它篇章的表达形式及成书时间、内容均不相同，其中包含着逻辑学的内容，因而他没有把《墨经》研究放在《墨子的思想》和《孔墨的批判》中，而是与先秦名辩学一起研究。他以《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为材料，考察墨家的“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