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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提交并宣读了《竹简〈性自命出〉与孟子“天下之言性”章》一文，利用郭店竹简中“交性者，故也”等材料，讨论《孟子》中“天下之言性者，故而已亦”这段难解的文字，结果引起激烈争论，时裘锡圭先生在座。不久裘先生写出《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一文，是对拙文的一个回应。裘先生认为笔者联系出土竹简解读《孟子》“天下之言性”章，很有见地，非常正确，肯定了笔者对“故”字的解释，同时又对“故”字做了详尽的考察，列举了“故”字五种不同的用法。读裘文后，使我大开眼界，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故”字，竟然有如此深奥的学问。由于拙文在清华会议上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想要将其放弃，裘先生的肯定才使我重获信心。裘先生于我，可谓“一字之师”。 杜维明先生最近几年一直关注于思孟学派的研究，2005年10月，经杜先生提议，由北京大学儒学研究和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了“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座谈会，会议纪要经整理后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2005年第4期上。2006年至2007年，杜先生又召集在哈佛访问的几位学者共同研读思孟学派的有关文献，这一年大家的学习、研究成果，最终结集为《思想·文献·历史——思孟学派新探》（杜维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07年8月，在杜先生的倡议下，哈佛燕京学社与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为《儒家思孟学派论集》，已由齐鲁书社于2008年底正式出版。从这里不难看出杜先生对思孟学派研究的推动之力及所付出的心血。杜先生倾向将郭店竹简看做孟子的思想资源，意在突出孟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我则认为从子思到孟、荀，是儒学内部深化但同时也是窄化的过程，故不应在孟、荀之间争正统，而应“回到‘子思’去”，统合孟荀，在丰富性的基础上再建儒家道统。杜先生与我虽然有这些认识上的不同，但从不将其观点强加于我，而是鼓励我按自己的想法去研究、探索。与杜先生接触，给人留下影响最深的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长者风范。 姜广辉、刘笑敢、陈来诸位老师也对我的研究给予很大帮助。姜广辉老师是我在历史所学习、工作时的领导，也是国内较早研究思孟学派的学者之一，对思孟学派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之力。姜老师性格豪爽，求贤若渴，扶植后学，不遗余力，这可以说是他身上最为宝贵的品质。2004年5月，在清华大学一个会议上，我与刘笑敢老师正式相识，回到香港后，刘老师即来一电子邮件：“梁涛：在京见面，很高兴。我早已经注意到你的文章。希望你永不自满，超越前贤，为中国学术界作出贡献。中国文化研究的中心应该在中国，这需要一大批有志气、有能力的青年学者的不懈努力。重要的是不慕虚名，不断提高。”刘老师的勉励不仅使我深受鼓舞，也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刘老师早年毕业、任教于北大，后辗转于美国、新加坡，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刘老师虽然身处海外，但一直关心着中国哲学、文化的发展与前景。郭店竹简公布后，刘老师给予了极大关注，他申请课题，举办工作坊，积极推动香港地区的出土文献研究。陈来老师是我十分敬佩的学者，也是我一直努力追赶的目标，但我对陈老师的真正了解，还是在哈佛的一年时光。在哈佛的seminar上，我与陈老师在学术观点上有过分歧，产生过争论，但陈老师不愠不怒，以平等态度与我商榷、讨论。我的《即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一文完成后，曾请陈老师指正，陈老师认真阅读后，指出了文中一些不合理之处，我经过反复思考，最终接受了陈老师的意见，对原文做了较大的修改，部分章节甚至经过了重写，所以此文实际也包含了陈老师的智慧和心血。 四 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回想当年踏入大学之门时，老师给我们讲“十年磨一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为学之理，当时颇感意外，不以为然，至今才知此言不虚。古人论学亦有“凿井及泉”之说，意为在某一点集中用力，方可由此及彼，豁然贯通，对此现在我也深有体会。博士后研究期间，我没有像以前写博士论文那样，先列一个提纲，确定一个大概的思路，便一马平川地写下去，而是突出了具体的问题，以问题为突破口。我最早完成的两篇思孟学派的论文是关于《中庸》和孟子“四端说”的，由于下了一些功夫，文章写完后，眼前的视野一下开了，一连串的问题冒了出来，常常是一篇文章写完后，又马上引出下一篇，这些年来就这样一直写了下来。文章完成、发表的越多，外界的期待和压力也就越多，外出开会，常有朋友问：你的思孟学派研究什么时候完成啊？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的大作？每当这时我就在内心催促自己：要快！要快！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虽然我也曾浮躁过，迫不及待过，但总算坚持下来了，终于没有自乱阵脚！因为我深知学术研究就是在追求真理，我不能在没有发现真理时自欺欺人，更不能去欺骗读者。由于一段时间我发表论文较多，一时有“快手”之称，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每一文写作中的搜肠刮肚，千回百转，有些文章从酝酿到完成要经过数年之久，有些文章完成后，很快又不满意，又对其修订、删改……我知道自己的做法不明智也不聪明，会给自己带来诸多麻烦，试看今日中国各大高校对科研指标化、数据化的管理方式，一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倒在其次，关键要看它发表在什么刊物上；一位学者的晋级升等，也取决于其论文、著作的数量多少，结果就是鼓励大家多干快上，什么大课题、大项目，一两年就可以匆匆上马，匆匆结项。可以肯定，这种管理方式的不良后果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充分暴露出来。我常想，在今日这种“恶劣”的学术环境下，能否出现学术大师、出现学术名著？实在是一件值得让人怀疑的事情。也许，在今日选择自我放逐，明日才会被历史所记住。 《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梁涛著，54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