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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前200-前168)，西汉初年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自幼学习刻苦努力，曾随前秦朝博士张苍学《古文春秋》。他博学多才，18岁时即以能诵诗书、善于文笔而著称于郡中。郡守吴公很器重他的才华，召为门客。后吴公赴京城就任廷尉，向文帝推荐贾谊"年少，颇通诸子之书" ，文帝便召他作博士，为诸博士中年纪最轻的。每当讨论皇帝下达的议题时，诸位老先生往往讲不出什么来，而贾谊对答如流，使大家觉得他讲出了自己的看法。文帝很高兴，一年之中破格提拔他为太中大夫。朝廷一些元老重臣对贾谊少年得志很是不满，合伙抵毀他"专欲擅权"，致使贾谊失宠，被调出朝廷，任长沙王太傅，后转任梁怀王太傅。梁王不慎坠马身亡，贾谊以自己未尽到太傅职责而自咎，一年后忧郁而死，年仅33岁。 《新书》是贾谊文著汇集，为西汉后期刘向整理编辑而成，最初称《贾子新书》，当时刘向整理过的其他一些书也称某某新书，以别于未经整理过的"旧书"。后来，别的书逐渐去掉了"新书"二字，《新书》就成了贾谊文集的专名。后班固撰《汉书》时，录入《新书》中的许多文字。《汉书·艺文志》记："贾谊五十八篇。"大概就是刘向编纂的《贾子新书》。现存最早《新书》版本是明代的，为仿宋本所刻。有些学者认为《新书》为后人伪作。《四库提要》认为"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新书》基本上保持刘向编辑的原貌，其中可能有后人改动之处，这也是古书一般都存在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新书》为贾谊所作。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贾谊集》，《新书》用清代卢文弨抱经堂本，其篇目为：过秦(上、中、下)、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等齐、服疑、益琅、权重、五美、制不定、审微、阶级、俗激、时变、瑰玮、孽产子、铜布、一通、属远、亲疏危乱、忧民、解县、威不信、匈奴、势卑、淮难、无蓄、铸钱、傅职、保傅、连语、辅佐、问孝(有目阙文)、礼、容经、春秋、先醒、耳痹、谕诚、退让、君道、官人、劝学、道术、六术、道德说、大政(上、下)、修政语(上、下)、礼容语(阙上有下)、胎教、立后义。多数为论文，也有一些答问和告诫之语，可能是贾谊进行教学活动的记录。《贾谊集》中还收录有疏7篇、赋5篇及一些佚文，资料收集较全。 西汉初期统治集团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探索更有效的治国之道，贾谊对此作了相当深刻的论述。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提出民为"万世之本"，不可欺，不可不畏的观点。统治者必须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秦朝的失策归结到一点，就是不施仁义，而专靠严刑酷法治国，导致灭亡。他认为"仁义恩厚"和"权势法制"是刚柔相济的两类统治手段，后者是建立统治秩序的前提，而在"势已定，权已足"后，就应"以仁义恩厚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 贾谊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同时吸收了法家的一些观点，更有利于统治术的施展；奠定了汉代"霸王道杂之"治国策略的思想基础。贾谊有关教育的论述，也是以探讨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国策为出发点的。 《新书》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礼教为治国之本 贾谊总结秦朝"违礼仪，弃伦理"，造成社会秩序混乱、风气败坏的教训，强调以礼治国。《新书》中专有《礼》篇，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制度及行为规范的准则，这是继承了荀子的礼治思想。礼的本质在于别贵贱、明尊卑，使上下等级分明、谨守伦纪，这样则"乱无由生"， 《治安策》中论述了礼与法的作用各有特点："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相比之下，当然是防患于未然更佳。所以他强调："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礼的作用既然是防患于未然，而一般人总是难以觉察未然之事，这就决定了礼治必须通过教化来实现。教化的目的在于树立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良好社会风气，即"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 ，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所以他指出："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 贾谊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观点，以相当严密的推理论证了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二）论君主教育的意义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本人的素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国家的治乱以至存亡，因此，君主及其继承人--太子的教育具有独特意义。《新书》中论及君主教育的内容很多。《先醒》篇中指山："贤主者，学问不倦，好道不厌，惠然独先，乃学道理矣。"认为贤君而又有师者可以成王业，中等君主而有师者，也可以成霸业。《保傅》篇中总结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统治长久，是因其辅翼太子有方，而秦二世而亡，是因其教子无方。胡亥并非天生性恶，只是作皇子时学的全是刑狱之事，故即位后草菅人命，暴虐无道。他指出："天下之命、县（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而选左右。"对太子应及早开始教育，并选择好太子的左右侍从，包括担负教导职责的人员。他说："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认为国家命运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这当然是错误的，不过君主教育在古代确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 （三）论胎教和保傅制度 贾谊认为人们的天性本无很大差别，有道之君与无道之君的差别是由后天环境和教育影响不同而造成的。而这种影响可以说在生命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开头"失之毫厘"，最终则可"差以千里"，因此必须"慎始"，这就是《胎教》篇中所说的"素成胎教之道"。该篇记载古代王后怀孕时要住在专门的"蒌室"中，由太师等官员各司其职侍卫于左右，保证王后所听到的都是合乎礼乐的声音，所吃的都是合乎正味的食品。王后须作到"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誼，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这就是所谓胎教，其宗旨在于"正礼"。胎教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中颇具特色的内容。 如果说胎教尚属通过母体施于胎儿的间接影响的话，那么儿童出生后，直接的教育当即开始。《保傅》篇中强调"自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即由召公担任太保，以"保其身体"；周公担任太傅，以"傅之德义"；太公担任太师，以道之教训"。三者统称"三公"。又立少保、少傅、少师作为三公的副职。三公、三少总的职责是"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也就是为太子创造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使太子自幼即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均是正人，这样也就不可能不正了。在《傅职》篇中还详细论述了三公、三少的保傅职责。贾谊引孔子的话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在幼年"心未滥"时及早进行教育，可以作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 既容易施教，效果又好。他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这是很有价值的，但企图完全杜绝不良的环境影响则是不可能的。 等太子到了入学年龄则要入学学习。《保傅》篇录《学礼》"五学"之制：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贤智在位"。入北学，"上贵而亲爵，则贵贱有等"。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直到太子及冠成人，方可免于保傅之严格管教，但仍需左右官员经常予以劝诫，以进善止恶。贾谊关于君主教育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一般教育。 （四）论学习的意义与内容 贾谊否认天性有本质差别，认为在"启耳目，载心意，从立移徙"这些基本认知和行为能力方面，圣贤与一般人并没有先天的不同，只是因为圣贤能" 俛而加志"，而一般人"儃僈而弗省" 才造成二者人品上的巨大差距。以此勉励学者力求上进。《六术》篇中提出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加上乐、合为六行。"然而人虽有六行，微细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而先王为天下设教。是"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也就是说，人不能自然成才，教育是必要的，同时教育又是适合人的内在素质及发展规律的。贾谊指出："古者年九岁入就小学，蹍小节焉。业小道焉。束发就大学，蹍大节焉，业大道焉。" 按照这样的次序求学，一切邪恶、放任、谬误和罪过就无法侵入，人就可以永行正道了。 先王设教的核心内容就是《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称之为"六艺"："令人缘之以自修，修成则得六行矣。" 贾谊将学习儒家六经视为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必不可缺的行为。《道德说》中具体阐明各经与"德"的关系：《书》是"著德之理于竹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著所从事"。《诗》是"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易》是"察人之循德之理与弗循，而占共吉凶"。《春秋》是"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与不合，而纪其成败，以为来世师法"。《礼》是"体德理而为之节文，成人事"。《乐》则是前五者之道备合于德，而"欢然大乐"的体现。贾谊以"德"为宗旨，将六经的学习价值系统化，为汉代"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论教学原则与方法 贾谊认为德之理"内而难见"，因此先王"举德之颂而为辞语，以明其理"，除之天下，垂之后世，令人观看、辨察并以相转告，所以"弟子随师而问，博学以达其知，而明其辞以立其诚" 。在学与思的关系上，贾谊着重强调学。他认为"静居而独思"只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与学圣王之道相比，就像火光与日光相比一样、他指出："明君而君子，贵尚学道而贱下独思也。" 贾谊反对的是脱离圣人之道的"独思"，并非一概贬斥思虑的作用，但将思虑限制在封建正统意识的范围内，其发展必然受到束缚。 贾谊将志向、实行和见识视为学习、修身的三要素，也是鉴别人品的基本尺度。即"智愚之人有其辞矣，贤不肖之人别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 。学习、修身的目的在于"闻道"、知"道"。能言之者谓"智"，能守之者谓"信"，能乐之者谓"仁"，能行之者则可成为圣人了。能立定志向，笃行圣人之道是最好的，善于领会和阐发圣人之道也是值得赞许的。 《容经》篇中提出关于师傅之道的一些原则。"既美其施，又慎其齐。适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也就是说，教师应注重施教内容的美好(当然是圣贤之学术)，同时又要考虑到学生能够达到的程度。掌握进度快慢、份量多少方面要适当。要激励、督促学生不断有所深造，又不要逼迫学生而使其感到困苦。总之，应使教学精要适宜，使学生力所能及，这样就可以"力不劳而身大盛"，这样的教学方法可谓"圣人之化"。后来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篇中也辑录了这段论述，表示"吾取之"，可见"圣化"的教学原则在当时影响很大。 贾谊的思想受到历代许多学者的推崇。刘向赞"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 。清代卢文弨在校注《新书》时，把贾谊和董仲舒并称为"经生而通达治体者"。贾谊基于反思秦王朝灭亡的教训，较为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教育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奠定了"以教为本"的思想基础。他对实施条件最优越的君主教育的论述，在思想原则和制度措施上可为一般教育所借鉴。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也不乏有价值的见解。 由于当时国家教育制度尚未建立，《新书》主要是从政论角度而涉及教育的，故对教育自身规律的论述不多，缺乏具体的剖析，停留在原则性判断或简单类比的思辨层次上。（俞启定）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