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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刻十三经”形成后，曾以拓本形式从南宋至明代广为流传。曾宏父《石刻铺叙》曾据拓本对每一经的文字都作了详尽记录。晁公武还用通行“监本”十三经与之蜀石经对校，撰《石经考异》，记载：“《周易》经文不同者五科，《尚书》十科，《毛诗》四十七科，《周礼》四十二科，《仪礼》一十一科，《礼记》三十二科，《春秋左氏传》四十六科，《公羊传》二十一科，《谷梁传》一十三科，《孝经》四科，《论语》八科，《尔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20]十三部石刻经典的名称及其与“监本”之异同，皆章章在目，毫无含混。 “蜀石经”校勘精审，书法秀美，法书家奉为宝帖。明代《文渊阁书目》即将其著录于“法帖类”：“《石刻周易》一部三册，《石刻尚书》一部三册，《石刻毛诗》一部八册，《石刻周礼》一部八册，《石刻仪礼》一部十册，《石刻礼记》一部十四册，《石刻左氏传》一部三十册，《石刻公羊传》一部七册，《石刻谷梁传》一部七册，《石刻论语》一部三册，《石刻孝经》一部一册，《石刻孟子》一部三册，《石刻尔雅》一部三册，《石刻异考》一部一册。”[21] 后张萱《内阁图书目录》也有与《文渊阁书目》相同著录，还在《疑耀》书中记载其校阅发现经过，直称之“成都石经”（或“蜀本石经”），还特别告语：诸拓本皆“完好如故”，“独《左氏春秋》未知为何人书，其纸墨之精，拓法之妙，当是宋物，真希世宝也！”[22] “蜀石经”拓本入清以后才逐渐消失，光绪时重编内阁大库存书档册时，已经不见“蜀石经”拓本。晚清藏家陆续收集到一些零星残卷和残页，即从内阁大库逸出。“蜀石经”残石，近世也陆续有所发现，累计拓片和残石，已有《周易》、《古文尚书》（晁公武补刻，不在“蜀十三经”之数）、《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八种[23]，种数刚逾一半，而份量仅片纸零楮[24]。具有“其石千数”规模的蜀石经何以澌灭如此，个中原因还须探讨，也许地不爱宝，他日当会有所发现。 三、“蜀石经”的意义和价值 从上考可知，“蜀石经”不是九部，也不是十部、十一部、十二部，而是十三部。其中不仅有《孟子》，而且也有《孝经》、《尔雅》。这十三部石经刻成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之中，故又号称“石室十三经”。它是儒家“十三经”的首次结集，对儒学“十三经”的正式定型，特别是对儒家经典“文献典范”的形成，都起到过重要的积极作用。 首先，“蜀石经”是最早的“儒学十三经”。儒家经典的结集和传播，在大型儒学丛书产生之前，主要是靠石经的刊刻来实现的。在历代石经中，“蜀石经”最早形成了“十三经”的规模。“熹平石经”只有《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仪礼》、《礼记》、《论语》七经[25]；“正始石经”只有《古文尚书》、《春秋左传》二种；唐“开成石经”有十二种却无《孟子》；北宋熙宁“二体石经”虽有《孟子》却只有九经；南宋高宗“绍兴石经”，即赵构所书《易》、《书》、《诗》、《左氏传》、《论语》、《孟子》及《礼记》五篇，也只有七种而不完整。唯独“蜀石经”刻成了包含《孟子》在内的儒家十三部经典。承此风者，有清朝乾隆時所刻之《清十三经》。“蜀石经”具有儒学文献规模初具、典范初成的承上启下作用。 其次，“蜀石经”曾以拓印本的形式影响学界。“蜀石经”不是简单地刻石储藏而已，而且公开展示，任人校阅，对儒家“十三经”的广泛传播和规范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蜀石经”还广泛拓印流行，形成了规格统一、规模宏大的印本“十三经”，拓本“蜀石经”是发生历史上最早的“十三经”丛书。对以拓本形式流传的“蜀石经”，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和曾宏父《石刻铺叙》都有详尽著录： “《石经周易》，右《周易》十卷，经、注六万六千八百四十四字，将仕郎守国子助教、臣杨钧、朝议郎守国子《毛诗》博士柱国、臣孙逢吉书。 《石经尚书》，右《尚书》十三卷，经、注并序八万一千九百四十四字，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臣周德贞书，镌王册官陈德超镌。 《石经毛诗》，右《毛诗》二十卷，经、注一十四万六千七百四十字，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张绍文书。 《石经周礼》，右《周礼》十二卷，经、注一十六万三千一百单三字，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孙明吉书。 《石经仪礼》，右《仪礼》十七卷，经、注一十六万五百七十三字，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张绍文书。 《石经礼记》，右《礼记》二十卷，经、注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一字，卷首题曰‘御删定礼记月令第一集，贤院学士、尚书左仆射兼右相吏部尚书修国史、上柱国、晋国公、臣林甫奉勅注’，《曲礼》为第二，盖唐明皇删定之本也，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张绍文书。 《石经春秋》，右《春秋经传集解》二十卷，经、注并序三十四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字，不题所书人姓氏。 《石经公羊》，右《公羊》十二卷，经、注一十三万一千五百一十四字，不题所书人姓氏。 《石经谷梁》，右《谷梁》十二卷，经、注八万一千六百二十字，不题所书人姓氏。 《石经论语》，右《论语》十卷，经、注并序三万五千三百六十八字，将仕郎、前守简州平泉县令、兼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张德钊书，颍川郡陈德谦镌字。 《石经孝经》，右《孝经》一卷，经、注并序四千九百八十五字，不题所书人姓氏，但题‘颍川郡陈德谦镌字’。 《石经孟子》，右《孟子》十四卷，不题经注字数若干，亦不题所书人姓氏。 《石经尔雅》，右《尔雅》三卷，将仕郎、前守简州平泉县令、赐绯鱼袋张德钊书，武令升镌。不题经注字数若干。 以上《石室十三经》，盖孟昶时所镌，故《周易》后书‘广政十四年岁次辛亥五月二十日’，唯《三传》至皇祐初方毕，故《公羊传》后书：‘大宋皇祐元年岁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毕’”[26] 这里著录的，既有总名（《石室十三经》）又有子目（自《周易》至《尔雅》13种），俨然一部丛书目录。我们若视“蜀石经”为“以石质为印板的经学丛书”亦不为过。 其三，“蜀石经”最早拥有“十三经”之名。如上所揭，赵希弁已有《石室十三经》之称，而且不把13部书分别隶属于各经分目下，说明诸本原来即汇储一处；赵氏径称之“石室十三经”，说明这十三部拓本原有一个总名，已经具有“丛书”性质。除此之外，尤袤《遂初堂书目》于“总类”经部开卷之首即著录《成都石刻九經》；王应麟《玉海》卷四三也径称之为《石室十三经》。明任浚有谓：“若夫《石室十三经》，始自孟蜀。”[27]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正》卷二亦称“《石室十三经》”[28]认定“十三经”形成于蜀之石经，皆深有见地之言。是故清人沈廷芳在《经解》总结群经结集的过程时就说：“‘五经’始汉武帝，‘七经’始汉文翁，‘九经’始唐郑覃，‘十一经’始唐刘孝孙，‘十三经’始蜀母昭裔、孙逢吉诸人，至宋淳化而始定。”[29]晚清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石经为经本之祖。（略）唐开成立十二经石经，孟蜀广政立十三经石经”云云[30]，也还继承了这一习惯称呼。清人都知道这些事实，可是近人和今人却熟视无睹，一再错误，就不能不令人遗憾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