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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体认、担当“道义”，乃是先秦儒家的生命和灵魂。所谓“士志于道”、“君子忧道不忧贫”、“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之类标榜，即是有力证明。故而又有“儒以道得民”之评。 先秦儒家道义承担的精粹，是确立“道义”高于一切的政治伦理。所谓“以道事君”(《论语·先进》)、“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修身》)、“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孟子·公孙丑下》引)、“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史记·鲁仲连邹阳传》)；乃至“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荀子·子道》）惊世之论，就均是其代表性观点。 不过需要指出，这种高扬“道义”的胆识，实由特定历史条件所促成。春秋战国之际的列国竞争，急需道义、智力支撑，提供了广阔的知识买方市场。而“士无定主”的“游士”，恰能提供这种支持。因此，权贵大多重视“养士”，乃至互相争夺。这正是众王侯尊崇道义、礼贤下士的社会条件。而儒士对“利克义”之“乱世”(《荀子·大略》)的憎恶，对“先王之道”合理性的坚信，乃是其主观条件。 但儒士的这种道义承担却遇到了多种挑战。儒家妄图以传说中的“先王之道”规范剧烈变动的社会秩序，往往被统治者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孔门弟子中，则存在“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史记·礼书第一》）的义利冲突。到荀子时代，“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荀子·非十二子》)更是比比皆是。儒士的“道义”真诚则为王公的利用所亵渎。孟子就感慨于权势者“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孟子·万章下》）；认为对儒士的某些馈赠，不过是“君之犬马畜伋”。普通百姓，也并不理解其“安贫乐道”，而是极尽其嘲讽(《孔子世家》)。其他诸子更对儒家予以激烈抨击，称儒士“坐而言义”(《墨子·贵义》)，“以巧言虚道”(《商君书·农战》)，为“离法之民”和“奸伪无益之民”，极力反对“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韩非子·六反》)。 因此，先秦儒家的“志道”虽适应了某种社会需求，产生过一定感召力，但其社会作用毕竟极为有限。 在古代中国，儒家往往充当道义承担者角色。他们自认对社会承担“教化”责任；不断“为民请命”，张扬“仁政”；又力求对帝王实施政治监督和制约，抵制“暴政”。其最大困境，是极难解决“道”与“势”的冲突。本文尝试概括剖析儒家道义承担几大历史关节，总结其经验教训，庶几能为当代知识分子担当道义提供若干借鉴。 作者：刘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