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巴门尼德篇》是柏拉图(Platon)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它构成了柏拉图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但由于它的艰深，至今极少有人把它读透。它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柏拉图对自己的以《斐多篇》-《国家篇》为代表的“相论”的错误的反思批判，充分地体现了一位伟大哲学家勇于自新的可贵精神。在此基础之上，柏拉图在第二部分尝试着重建“相论”，结果是一个初步的范畴论。（2） 本文主要是关于第一部分的研究，至于第二部分已另有专文。[13] [关键词] 柏拉图；“相”；“相论”；范畴论；目的论；实体化 一 对柏拉图的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是苏格拉底(Sokrates)和巴门尼德(Parmenides)。对于他们二位，柏拉图终身都表示崇敬。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导师，正是他人格的力量，他为探求真理不惜献身的精神铸就了作为人与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为了寻找伦理道德的最终根据而对普遍性的探求，启迪了柏拉图的哲学“相论”。因为仅仅在伦理道德自身的范围内无法圆满地解决“最终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道德形而上学并不是最终的、唯一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建立还有赖于对纯粹形而上学的探求。而巴门尼德对“存在”的追问就正体现了人类探求纯粹形而上学的开始，这点也深刻地启示了柏拉图。在这方面格思里(W.K.C.Guthrie)同我们的看法相近，他指出：“对柏拉图有着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者，除苏格拉底外就是巴门尼德，这位苏格拉底之前的智慧巨人及其挑战性的命题：运动与变化是不可能的，成为了全部理性论说的不可避免、甚至几乎无可争议的前提。”[1]（p.34） 我们知道，在巴门尼德之前，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提出了“流变说”，即“万物皆变，无物常住”。如果把这一观点像克拉图鲁(Cratylus)那样贯彻到底，我们则什么都不能说，因为当我们一旦说出“我们”时，此时的“我们”就已非彼时的“我们”了。然而赫拉克利特却提出了“逻各斯”，认它为万物流变的依规，它自身却永恒不变。由于逻各斯（logos）是来自于动词“言说”（legein），所以逻各斯应当存在于语言当中。赫拉克利特从语言中剥离出逻各斯，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逻各斯所代表的就是对世界的初步的规定性，这乃是一种真正哲学意识的开端。不过逻各斯的意义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还未能充分地体现，他的逻各斯虽已涉及到纯粹思维的规定性，可要从语言中剥离出纯粹思维他还办不到。关键原因就在于他的“存在”观念仍然是实在论的，即认为世界无非是一切存在物的总和，是既定的所与，哲学的任务不过在于完备地描述这一切，于是存在有变易、有生灭。因此，必须首先改变存在观念。万物皆变，唯有“变自身”不变，因为变自身乃是变的依规，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因为万物皆变，所以皆为非存在，而非存在存在是不可能的。唯有变自身，即逻各斯不变，所以唯有变自身，即逻各斯存在，而逻各斯是一，因此存在是一。存在就是存在，存在不是万物的状态或属性，而是万物赖之成为存在者的完满。巴门尼德由此达到了崭新的存在观念，即纯粹存在。生灭流变的现实刹那相续，而其自身才是永恒的纯粹存在。纯粹存在非对象性，因此既不能言其存在，又不能言其非存在。实质上，纯粹意义上的存在也就是纯粹意义上的思维，纯粹存在就是纯粹思维，所以“思在不二”，也就是“作为思想与作为存在是同一回事情”。（3）由此，巴门尼德直截地斥责把存在看作状态或属性、认存在与非存在交替流变的这类观念为“意见”（doksa），并将由此最终把世界归结为某种本原或始基(archee)的思路批评为“意见之路”。巴门尼德自觉他的使命就是在哲学上彻底终止“意见之路”，并开创一条新的思路：追问纯粹存在的“真理之路”。即不再对世界作自然主义的研究，而是把世界万物通通看作是“纯粹现象”，追问存在、存在自身，也就是追问纯粹思维、追问纯粹形式。一句话，追问万变之自身。柏拉图正是承继了巴门尼德的追问的思路，力图以纯粹形式的“相”（eidos或idea）解释与把握，更准确地讲是“规定”变动不居的世界万象，解决现象缘起，也就是现象如何可能的问题。用希腊哲学术语表达乃是：diasoizein ta phainomena（拯救现象）。[6]（46页）因为就正如格思里所指出的：“巴门尼德未能成功做到的是在真理与赝品之间建立一种逻辑关系，也未能确立现象世界的逻辑地位。”[7]（p.75）柏拉图为此创立了他的以《斐多篇》-《国家篇》为代表的“相论”。这是一种混淆了目的论的、实体化了的“相论”，主要以事物分有同名的“相”为特征。由于这种“相论”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弊病，因而导致了它不但不可能“拯救现象”，而且连“相论”自身也难以维系。我们在柏拉图的后学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那里读到过大量的关于这个“相论”的批评，但是，正如陈康先生所言：“首先放弃这个学说的不是任何其他的人，乃是那伟大的、勇于自新的柏拉图；他在老年以一种范畴论代替那个‘同名’的‘相论’。这个范畴论的认识不仅对于研究西洋哲学史的人重要，而且那个学说自身在系统哲学方面至今有其价值。这个范畴论即存在于《巴曼尼得斯篇》中。”[6](7页) 也就是说，在《巴门尼德篇》中，正是柏拉图自己首先对他自己的学说做出了全面深刻的反思批判，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一个初步的多元范畴论，哲学上的先验方法也由此开始。所以我们说《巴门尼德篇》不仅构成了柏拉图哲学的一个重大转折，而且更体现了一个哲学家伟大的自我批判精神。 二 《巴门尼德篇》是柏拉图全部对话中最有争议的一篇，至今学界对它都很难有一致的看法。倾向于《巴门尼德篇》是真正的史实的，像泰勒(A.E.taylor)[8](498及500页)、伯奈特[9](p.272)等认为，“巴门尼德”对“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的批判，代表的是麦加拉学派的意见。雷德尔(H.Raeder)甚至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够既保证《巴门尼德篇》就是柏拉图本人的著作，同时又证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相论”的批评不是剽窃柏拉图的。[10](pp.305-306) 但是上述看法就连提出者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多半是猜测的结果，缺乏可靠的史实依据。事实上，有关麦加拉学派我们知道得太少，因此不足以断言，柏拉图是依据麦加拉学派重述对自己理论的批评。[11](p.89，p.101)和[6](382页) 我们认为，《巴门尼德篇》不仅是柏拉图本人的著作，而且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有证据表明，柏拉图在写作《巴门尼德篇》之前，曾经有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没有写作任何东西。（4）除非柏拉图的思想发生了某种深刻的、难以克服的危机，否则，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他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从事任何写作。我们知道，柏拉图的以《斐多篇》-《国家篇》为代表的“相论”是在苏格拉底的思想的深刻影响之下建立起来的，之所以陈康先生称之为“一元唯善论”，[6](309页) 就是因为这个“相论”明显地混淆有来自苏格拉底的伦理目的论。而且，它把“相”看作是和事物同名的、实在的“是者”（存在者），事物是不完备的“是者”，“相”却是完备的“是者”，因此事物只有依靠“分有”或者“摹仿”“相”才能够成立。可是分有或者摹仿具体是如何可能的，这是柏拉图始终都没能说清楚的问题。柏拉图建立“相论”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拯救现象”，可是这个“相论”由于自身的困难，非但不能够说明现象，甚至连“相论”自身都难以维系，这对于坚持“相论”的柏拉图来讲，不能不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他因此还要面临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要么继续维持这个“相论”，其结果可能是导致“相论”的毁灭；要么放弃这个“相论”（注意：不是放弃“相论”！），另谋解决问题的途径。经过长时期的困惑、彷徨、反思，甚至自我批判，柏拉图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另外的途径，棗我称之为重建“相论”，或者依陈康先生的说法，即建立一个体现Ahylismus的“相”或范畴论。（5）《巴门尼德篇》第一部分对“相论”的批判就正是柏拉图反思的必然结果。柏拉图不仅要清算自己的早期学说，而且还要进而厘清这学说的思想渊源。从本篇对话的角色安排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格拉底”不再担任引导谈话的中心角色，而是作为“少年苏格拉底”退居到被诘问被反驳的比较次要的地位，这正符合我们所讲的，厘清“相论”中混淆了来自苏格拉底的伦理目的论的思想渊源的这个目标。而让“巴门尼德”作了谈话的领袖，柏拉图是否在以此暗示：纠正目的论的混淆，正需要一种纯正的存在论，需要严格的逻辑论证、思辨的演绎推理。而且，自此以后的所有对话，除了主要讨论伦理问题的《斐莱布篇》外，“苏格拉底”都没有再担任谈话的中心角色。 《巴门尼德篇》从结构上看，是由一个简短的引子[14](126A-127D)、第一部分[14](127D-135C)和第二部分[14](135C-166C)组成。引子的作用在于交代谈话的背景与人物。尽管柏拉图在这里还是采用间接转述的对话形式，但是，本篇谈话之后他就基本上放弃了这种叙述方式。（6）这再一次表明，写作《巴门尼德篇》时的柏拉图正处于他的思想学说和写作风格等等方面，都在发生巨大变化与转折的时期。第一部分先有一个对全篇对话意义重大的“绪论”[14](127D-130A)，因为正是在这里，柏拉图提出了本篇对话的中心问题，即：极端相反的是否相互分离而不相互结合？（7）“少年苏格拉底”对此的反应是，一方面认为这不成问题，因为在现象中，极端相反的显然相互结合，我们只需要说明为何如此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则又感到无比的惊骇，如果说极端相反的自身，也就是极端相反的“相”之间相互结合或分离，譬如说“一”是“多”，或者“多”是“一”。柏拉图这里分明是在暗示，他过去的“相论”从未考虑过极端相反的“相”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也就更不曾追问这种关系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了。（8）“绪论”之后，便是对早期“相论”的反思批判，这是第一部分的主题内容。反思批判主要针对目的论混淆与“相”的实体化两个方面。前者的目的在于厘清他自己学说的思想渊源；后者则着重检讨“相”与事物的关系，因而对“分有”、“对立”、“分离”等等问题作了反思批判，这些问题皆由于“相”的实体化而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