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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闪耀的国学殿堂 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国内外舆论使清华转型迫在眉睫。1916年，校长周诒春第一次提出清华应向完全大学过渡。但是随后，清华的校长如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校制改革几近停滞。 20世纪20年代中期，整理国故成为各大学文科教授关注的一个重点。1925年，曹云祥执掌校政，他把聘书交给吴宓，请他来筹备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室地点就选在清华学堂。 那一时期，清华学堂这座德式建筑里大师云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他们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学家吴宓等荟萃于清华学校，培养学生研究中国文、史、哲诸学。著名油画家陈丹青的作品《国学研究院》再现了这一时期吴宓和国学院“四大导师”的昔日风采。 清华学堂这座青砖红瓦的徳式建筑见证了清华那段群星闪耀的历史。 梁实秋曾回忆梁启超在清华学堂时的演讲风度：“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往日回荡英文朗诵的留学生摇篮，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这令人振奋的声音却来得那么短暂，关于国学院发展方向，教授内部存在不小的争议，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吴宓希望扩大研究院的规模，教务长张彭春则认为国学院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机构，只能是一个中间环节，二人意见不合双双辞职。学院内部也分化为两派，清华在成长的道路上遇到需要抉择的分叉路口。1929年，清华国学院终结，繁星闪耀的国学天空就此崩塌。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清华学堂最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至今仍被后世研究者不断评论，不断追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短短的4年当中，清华学堂的教室里孕育了一批堪称大师的国学专家。清华国学院取得了后人无法企及的成就，在此之后，清华学堂一度沉寂。 比大楼更重要的是大师 解放初期，清华的教学、行政等领导机构依然设在清华学堂大楼里，学堂西部则作为校领导机关（校委会）所在地，东部的一部分曾用作中共清华党总支的办公室。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梁思成为主任的建筑系迁入此楼，清华学堂大楼成为建筑系专用系馆。那时，人们步入清华学堂，会看到门厅和长廊上悬挂了琳琅满目的名画，感受到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然而在“文革”期间，清华学堂大楼因年久失修遭到了严重损坏。 “文革”结束后，关于如何处理这座残旧的建筑，曾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在校长刘达的坚持下，由张维副校长亲自向技术室下达修缮加固任务。1978年底学校基建处许大华等人经丈量，重新绘制了档案馆目前仅存的清华学堂建筑图。 1990年代末，清华大学教务处迁入东半部，成为全校学生返校注册的必到之处，校研究生部迁入西半部，从此结束了清华学堂用作教室的历史。2001年，清华学堂作为“清华大学早期建筑”的一部分，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失火前的清华学堂大楼是学校研究生院、教务处、科技处、注册中心等机构的办公场所，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灰红两色瓦和外部砖石经历多年风化侵蚀，多处开裂剥落。2010年8月为迎接清华百年校庆，清华学堂大楼开始进行修缮，施工面积涉及4700平方米。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却使这座历经风霜的古老建筑遭受重创，不知它将怎样迎接即将到来的百岁生日。 建筑是有生命的，这位百岁老人历经了庚子赔款的屈辱，目睹了大师云集的盛况，一定不忍看到如今学术造假，弊案丛生的大学生态。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先生留给后人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个时代，大师已然不在，大楼又遭火躏，难道此情只待成追忆吗？ （参考资料：《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01—1911》苏云峰著；《清华人》2006年第2期；《清华漫话》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