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1年4月21日，诏设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为督办政务大臣，主持、推动变法事宜。按，清代二百余年间，新设机构为前代所无而极重要者，有三，分别为办理军机处(省称军机处，雍正时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称总署或译署，咸丰时设)及督办政务处。设立新机构之初衷虽不同(分别为处理军事、外交和变法事宜)，然而，随着事态发展，原本只具有临时、机动性质的机构，却因主其事者莫非显贵，及所办事项为当务之急，最终都变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点，也是专制政体内最易产生的现象。因情急势迫，政府将一部分本属于常设机构的权力集中至某个新设机构，对于提高效率、解决问题来说，固能收取速效，只是，这么一来，便破坏了分权制衡的格局———君主专制国家似乎谈不上分权制衡，但就其制度设计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为监督，确具分权制衡的性质。并且，此举实具“秘密政治”意味。平素应公开、循序、多层级办理的公务，此时皆由一二主事者(或独裁者，或权臣)于密室之中、密札之内决定，办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处置之妥当公平与否，大可怀疑。古今中外之“秘密政治”因不受监督，莫不具有事与愿违的反动性，督办政务处亦不例外。此一机构若能切实推动变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机构于明诏大诰以外，别有授受，只是片面变法乃至阻挠变法，那就好事变成了坏事。事实证明，督办政务处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轻，翻云覆雨，不仅未能有效推动变法，反而成了变法的阻力。 1901年7月12日至20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响应中央号召，联名三次会奏，拟议变法，此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变通中国成法为主；第三疏介绍西法之“切实易行者”。 “江楚会奏”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其主要内容几乎被全部批准，径可视作晚清“新政”的操作大纲。因本文仅述废除科举，故此下除非必要，于“新政”其他内容不作介绍。 1901年8月29日，谕：今后科举考试禁用八股文程式，改以策论试士。 张之洞是急先锋 科举创自隋代，至此已历千年；八股文创自明代，至此已历数百年。其利弊得失，言者纷纭，不胜指数，然括而言之，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第一句话，科举，是维持传统中国内部阶级流动最有效也最公平的制度性保障(拙文《废除科举得与失》略论此义，读者有意了解，不妨参观)。第二句话，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乃至惟一方式，是废除科举的主要原因。 废除科举的急先锋之一是张之洞，张之洞最为后人称述者，是“中体西用”理论，若借用张氏的体用论概括清代的科举制度，我们可以说，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科举为体，没问题；八股为用，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八股文根本就没用。八股文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读者可参看邓云乡撰《清代八股文》，此不赘言；其消极作用，则以梁启超所论最为晓畅警切。 梁氏谓，因八股程式规定，禁用秦汉以后之书，于是，大多数应试者皆不读书(除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四书”)，乃“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然而，就是这帮人，一旦考取功名，竟也“致大位，作公卿，老寿者即可为宰相矣”。国民皆以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为表率，读书人既如此，则国民尽成愚民。以此，欲不亡国，“岂可得乎”？“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梁氏此番议论发表于戊戌变法以前，并直接促成1898年废止八股，改用策论。但变法失败，八股旋被恢复。然不过两年，八股被再度废除。可见，八股无用，渐已成为当时人士的共识。前云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现在八股业已废除，则科举一变而为“赤身裸体”。当此大变革的年代，科举之“裸奔”必须叫停，则又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早在1895年，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初次见面，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意见便令对方佩服。1897年末，张之洞派姚锡光赴日本考察“其国立学、练兵，兴革之由，训练之法”，似已有废除科举的谋划。1898年，他所著《劝学篇》被光绪皇帝钦命刊发全国，俨然作为维新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但是，变法失败，他谨守“政治正确”(此为洋话，中国话叫做“明哲保身”)的信条，再不敢轻易吐露与康、梁等“维新派”相同的意见，尽管其立论基础大相径庭。至此，风向再变，连皇太后都认可废除八股，那么，前此未竟之“妥议科举新章”的话头，不又可以重新提起了？于是，“江楚会奏”中这才有了“酌改文科”的建议；于是，张之洞这才成为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入京前，在地方力倡教育改革；入京后，任大学士，派管学部，主持教育改革)。 然张之洞力倡废除科举，并非全无阻力，而此种阻力，又不可径以“保守”、“反动”名之。先讲个故事。1904年的科举考试，是中国最后一届科举，其时，张之洞正大力推进废除科举。之洞侄婿林世焘，在此届考试中以候补道身份考中进士，世焘本欲“请归原班”(即补一个部、省的实缺)，之洞闻信，乃一日内连发五封电报，严责世焘，命其无论如何，一定要考劝馆驯(即入翰林院)。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问题。一，张之洞素以自己中进士、点翰林是纯粹读书人为傲，不太瞧得起非“正途出身”及没有学问的人。若论出身正、有学问，天下之大，谁比得上翰林学士？以此，他要劝侄婿努力跻身翰林院。二，他对废除科举之后的情形并不乐观，生怕再有反复，侄婿因“误入歧途”而影响日后的发展。事实上，在废除科举后一段时间，对于“学堂”、“留洋”出身，旧日士大夫乃至一般舆论并不引为荣耀。一生欲作“帝王师”而不得的王闿运，于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赠诗张之洞，对“新学后进”大加调侃，诗曰：“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后尘”：“齿录”，指科举时代同榜中式者汇刻之姓名籍贯三代履历，即同年录。“前辈”，后入翰林院者对先入者的尊称。“牙科”，谓学制改革后，“海归”学者亦可获举人、进士头衔，其中有医科毕业生；闿运特标以“牙科”者，盖有意引人发噱也。 图谋新政首废“八股”，欲挽残局“罪己”开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