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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再读《史记》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光明日报 佚名 参加讨论

    编者按:
    这一年 且读且思且陶醉
    时值2014年末,我们邀请学界和出版界的三位读书人来谈书论学。
    读书这件事,似乎无法用时间的刻度去衡量。2000多年前写就的《史记》,黄朴民今天读来仍不觉其“旧”;两部“编年事辑”都是新书,刘石却从中读出了“古士君子之高致美行”;于殿利则在亚述文明和当代出版中自由穿行。
    然而,读书又不得不顾忌时间的存在。“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叹喟也好,“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闲适也罢,谁都逃不脱时间的维度。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未知让我们好奇,阅读要有所选择。本行史学的于殿利钟情哲学,《孙子兵法》专家黄朴民读的是《史记》,刘石谈的也不是文学,而是学者和学术史。对他们来说,读书不仅是一份工作。
    读书是件寻常事。读什么书是自己的事。我们读着,时间走着,走向新的一年。
    一年来,在繁杂的工作之余,断断续续读了一些书,其中有几本也给自己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像张泉的《城殇》、姚奠中等人的《国学之道》、吕宗力的《汉代的谣言》、张耐冬的《无序的车辙》、郑吉雄的《近三百年历史、人物与思潮》等等,从中也反映出我的读书习惯,即:枝蔓杂芜,随心所欲,真可谓业少专攻,放心难收。
    但是,如果要讲在读书过程中,真正觉得有较大收获的,当首推对《史记》的重温。由于专业的关系,近几个月来,曾反复重读了《史记》中的不少篇章,有些心得,说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毫无疑问,《史记》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套用明代茅元仪评价《孙子兵法》一书的格式,就是“前《史记》者,《史记》不遗;后《史记》者,不能遗《史记》”。我在重读《史记》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史记》之所以超越其他史著,独领风骚,乃是缘于它的历史哲学理念的卓尔不群,超越绝尘。
    首先,是对历史真实的正确解读。历史研究的核心意义之一是求“真”。然而,由于历史时空隔膜的存在,历史本相的重现能否做到真实可信,谁也没有信心对此做出担保,这决定了所谓求“真”往往耽于一厢情愿式的幻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客观如实”“据实记事”云云,不过是可望而永远不可相及的理想憧憬。《史记》的卓越,就是不拘泥于追求虚无缥缈的“绝对真实”,而致力于在从事宏大叙事时呈示“逻辑真实”。所谓逻辑真实,指的是有关史实的记载,虽然存在着臆度,夸饰的成分,但是按照常理人情推度,符合逻辑,基本能够成立。换言之,所叙事实或许是杜撰,但逻辑推理上却无碍成立并可得到合理解释的历史,它完全合乎柯林武德关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界定。
    《史记》有关“霸王别姬”历史场景的描述,就是其追求历史“逻辑真实”宗旨的一个生动范例。它叙述在楚汉相争的最后一幕的垓下之战里,十面埋伏,四面楚歌,西楚霸王项羽只好跟虞姬诀别,整个场面被刻画得活灵活现,非常生动。
    但是只有跟随项羽突围的人,或者说当时帐篷里的人能看到这个场面,因为一般的士兵,他们根本不会知道大王,干了什么,说了什么;但是项羽帐篷里的那些他最亲信的人,也都跟他跑到乌江边上,二十八骑全军覆没了;而且虞姬死了,项羽也死了。总之,项羽和他的亲信左右,当时没有一个人活下来,那么霸王别姬这个故事,就是司马迁塑造的。他知道项羽身边有个美人,当他们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是一定会演出一场可歌可泣、英雄美人最后诀别的场景。所以,他就这么写了,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他们不会一个招呼也不打,眼泪也不流的,就这么分手了,这不可能!可是,恰恰是按照“逻辑真实”的理念来叙述历史,历史才是灵动的,才是充满温情的。一句话,主观的真实方才是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而未经主观有机整合,更多带有客观成分的历史真实却往往流于“断烂朝报”之弊。而这正是司马迁超越一般史学家的独特之处。
    其次,是司马迁有意识地区分了历史学的不同功能,真正做到了“求真”与“致善”的并重。对晋国内部“下宫之难”记载上的差异,就明显体现了司马迁为调和“求真”与“致善”不同价值维度,实现史学功能综合平衡化所做的努力。
    《赵世家》关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叙,显然是一场由忠奸双方演绎的悲喜剧,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浑不似史家的手笔,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小说,读来荡气回肠。后世戏剧、民间故事里的“赵氏孤儿”内容,除了事件发生时间上由晋景公期间换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以及被杀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内容的文学再现。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记》中,《晋世家》有关“赵氏孤儿”的记载就大相径庭,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能以所谓的道德情操相标榜。
    《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载非常简洁:“(晋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对此,同为强宗重卿的韩厥是很不赞成的,他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这里“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无须存在并出现了;三是“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记》一书中《赵世家》与《晋世家》自相矛盾,应该说《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传·成公八年》的记载相一致。即,此事发生在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之后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所诛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其他赵氏中的赵旃等人不受牵连。
    如果说《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叙述,是反映了历史的“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还是有根有据的追叙,那么,《史记·赵世家》关于“下宫之难”的叙述,则已异化成为了历史的“想象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的本相几无对应的关系。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样一个“下宫之难”的历史事件,在同一部《史记》中,怎么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叙述?
    我个人以为,这种矛盾的叙述,这种常识性的漏洞与错讹,司马迁当然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我看来,他这么做,乃是有意而为之,即:在《晋世家》中,他客观地延续《左传》的说法,以保存所谓的历史之“真”,在《赵世家》中,他又有意识地接受“成王败寇”背景之下赵氏崛起乃“天命所归”的社会认同,将“下宫之难”转型为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性的“神话”,以弘扬所谓的历史之“善”。从这个意义上讲,司马迁是一位睿哲的思想家,他强调了历史学的科学理性——“求真”,也重视了历史性的教育功能——“致善”。这种境界和气象,正是后世治史者很难企及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国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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