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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史学特别是一些大史学家，如前所说，都受到易学的影响，这已是事实，后面我们还要以史学发展的历史来展示这多采的画面。在谈到易学思维术对史学的影响，在估价易学对史学产生的影响时，仍然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囿于陈说，又要恰如其分作评说，并且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这里有一个问题，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总叙》开篇中，说到易学渊源流变时，认为"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寓于卜筮。"《总目》的作者指出《易》与卜筮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是说到关节处，但只是认定《尚书》、《春秋》寓于史，这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易》与史没有多少关联，这就不准确了，而且《总目》分析易之两派六宗，首先点出了《左传》与《易》的关系，"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也。"这难道不是《易》也是寓于史吗？ 汉武帝时，出现两种学术汇于一的途径，一是从景帝以后出一种倾向，董仲舒继之而起，明确提出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向武帝建议，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位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司马迁写《史记》基本精神是和他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这和董仲舒不同的是司迁父子的主张，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要在总结各宾学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一家。《易大传》说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说明了学术发展的一种规律，不能以一种学术去消灭另一种学术，以一种思想代替另一种思想。百家要归于一，结论只能是：要在总结百家学术的基础上，在融合各家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形成新的一家学说。司马谈论他的儿子司马迁完成"正《易传》"的任务，不是要司马迁写新的易学作品，而是以《易传》的思想去发明、去创造。可以说，《易大传》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思想基石。没有《易大传》的思维方式，司马迁不可能进行学术大总结，也就不可能写出一种新思想体系的《史记》。 四、忧患意识的经世思维。这是史学家的历史感、时代感的体现。钱基博的《周易为忧患之学》一文，从易义、六十四卦的体系、卦爻象、《系辞》等，结合中外历史以论说之。 从《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坤·初六》："履霜坚冰至"，到《系辞》的："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中国历史学家有一个优良传统，关心民族命运，关注历史前途，以天下为已任。《周易》的忧患意识是史学关心现实的思维传统的哲理概括。 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天崩地解大变动时代，他把易学的忧患意识与借鉴思想结合起来，把古代的易学思维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从事物变化的必然的"贞一之理"上论说事物的变化，进而理解对历史变动的道理，从而在根本上把历史的借鉴与历史的"贞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汉之乱，董卓之不可与一日居，有目者皆见，有耳者皆闻。不但察"几"，而且还要早察，他说："《易》曰：’伏于草莽，三岁不兴。’不兴者，虑其兴而燎原之焰发于俄顷矣。"在人事的吉凶上也要早察，他论李斯的悲惨下场说："……不待上蔡东门之叹，肺肝先已自裂。（李）斯岂果无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坚至。’辨人于早，不若自辨于早也。" 他又说："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而君相之权藉大，故治乱存亡之数亦大，实则与士庶之穷通生死、其量适止于是者，一也"。在这里，我们要体会的是，他的根据。他有几段话，说： 《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孰系之？能惧之心，系之也。既有其民，山川城郭，米粟甲兵可给也。……惧而忘其苞桑桑与不惧者均。 《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君子而后终，非君子而谦，未有能终者也。……君子之谦，诚也。（卷二《文帝一》） 张良惟其诚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即不幸而见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内怀忠而外姑为佞也。（卷二《汉高帝一》） 呜呼，师道之难也。于《蒙》之象见之。人心之险，莫险于利禄得失：惟以艮止之德，遏欲以静正……故曰："蒙以养正，圣功也。"身之不正，何以养人？（卷六"光武帝二"） 这些都是从人事的"内"在原因上谈历史兴衰变化、人事吉凶的变动，进而论说趋吉避凶。他没有脱离民用谈《易》。夫之治《易》的宗旨之一是"切民用"。他说："若夫《易》之为道，即象以见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学，切民用，合天性，统四圣于一贯，会以言、以动、以占、以制器于一原，则不揣愚昧，窃所有事者也?quot;以后的章学诚的道不离器、易道在切民用，可以说是这一思潮的延长、发挥。(作者：吴怀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