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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礼·地官·保氏》记载，早期的御术有“五驭”：一为“鸣和鸾”。指挂在马车轼木上的和铃与挂在衡木上的鸾铃，在驭手驾马行车之时，和铃与鸾铃发出轻快而有节奏的振荡声。铃声不乱，表明驾车马的步伐整齐轻快，说明驭手控马有方，驾术高明。二为“逐水曲”。指驭手驾车能适应复杂危险的地形。河流弯曲多变，驾车傍水流而行，路势屈曲，驭人要能得心应手地控驾车马，使之快速前进，而又不至于陷入水淖，这就必须具备高超的驾驭技术。三为“过君表”。培养驾驭手立身做人的品德。车滚马腾，飞奔驰骋，人之情性容易浮躁不端，丧失基本的礼节和品德，因此要以在国君面前通过的特殊礼仪培养驭手。四为“舞交衡”。交衡系指十字街口。驾车穿街过巷，车辆相汇，人流相交，车人相傍，穿梭前行，如入无人之境，但又不能横穿乱撞。五为“逐禽左”。这是第五种驾驭技术的最高境界，也就是驭手驾车在田猎、征战中，要尽可能把猎兽鸟禽乃至步行奔走的敌人驱赶到车马的左方，好让车上的弓箭手开弓射物达到最佳角度，这是田猎和实战的需要。现代西方国家的贵族们，虽已有现代化的猎枪围猎，但仍要求骑手把野兽驱逼至马匹的左前方，进入最佳射击角度。这其实就是“逐禽左”的驾驭技术在当今马上活动的留存。 秦汉时期，由于马车在社会上还起着较大的作用，因而驾驭之术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后来，随着骑术作用的逐渐扩大，马车的作用日渐消弱，御术也在魏晋以后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清金昆程至道福隆安《冰嬉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马术活动在中国古代主要包括赛马和马戏等。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岩画中就发现了史前的赛马，在郑州出土的画像砖上，也发现有《赛马图》，这是很典型的描绘赛马的资料。除了赛马，马戏表演同样惊险绝伦。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壁画、漆画当中曾经留有下了无数著名艺术家对当时马戏的精妙刻画。如在山东沂南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就有描绘大型百戏的一石刻图案，其中小孩表演的马戏形式，非常惊险，堪称中国古代技巧史上的绝技。到了明清，马术表演除了在民间流行，还成为军队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宫画家郎士宁曾经描绘了一幅反映清军进行马术训练的《马术图》，表现了清军在马术训练当中的各种动作、各种方式，非常引人入胜。 以技击和保健为特色的武艺武术与养生活动 这方面主要包括传统的武艺武术、角抵与相扑以及保健养生活动等。 具有技击和健身特色的中华武术，突出表现在器械、徒手技击和器械演练方面。武术器械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如果追根溯源，大部分 最初是从生产工具和军事兵器发展演化过来的。在中国古代，由生产工具、军事器械发展出来的武术器械，最终定型为这样几大类：钩击类器械，有戈、钩形器、戟、吴勾等等；击刺类器械，有矛、剑、铩、殳、枪、叉等等；劈砍类器械，有刀、斧、钺；砸击类器械，有棍棒头、鞭锤等等；卫体类器械，有护臂、护甲以及盾。器械的发展，促进了整个武术器械走向多元化。 除了器械，徒手技击也是武术当中一项重要内容，《诗经·巧言》曾有这样的记载：“无拳无勇，职为乱阶”。说明当时徒手技击的拳术已经开始萌芽了。到了汉代，徒手技击形式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仅《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就有《手搏》六篇，这是最早的有关徒手技击类的记述。从汉代一直到隋唐，整个徒手技击在民间比较普及，特别是在宗教寺院和其他宗教圣地，徒手技击的重要形式——拳术成为一种武术演练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拳术、拳法得以总结，像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就曾经记载了宋太祖的“三十二式长拳”。明代的拳术已经出现了内外家，内家以少林武术为代表，外家则以张三丰创立的武当武术为代表。到了清代，几大拳系已经逐渐形成了，当时文献记载的拳系有几十个，拳术套路有几百种。反映出徒手技击的拳术在清代已经非常普及了。  彩绘童子对棍图漆盘三国吴(安徽马鞍山出土) 除了徒手技击，器械演练也有很大发展。实际上，器械演练是随着武术器械的丰富和徒手技击的发展而出现的。到了秦汉，适应“近战决胜负”之需要，器械演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击剑、剑对钩镶、剑对戟等等，有单人训练，也有双人训练。反映出器械演练在民间有了广泛的普及。三国时期，这项活动更为盛行，三国吴朱然墓中曾经出土了一个漆盘，上面绘有两个小童进行对棍表演的画面，这就是当时棍术的器械演练形式。从宋元一直到明清，还出现了一个关于器械演练的统称——“十八般武艺”，其实“十八般武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它只是一个器械演练的统称，可以是十八般，也可以更多。这个名称反映出中国古代的器械演练技术已经相当丰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