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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包裹，钟声放逐河流和云朵/你是甩不掉的任性的一个女孩”。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思群堂。诗人宋琳走上舞台，一束暖光打在他的脸上，台下变得安静了。他缓慢而优雅地戴上老花镜，用说话般的语调朗读着自己的诗《仿佛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声音敦厚却不失温柔。事实上，1989年的宋琳曾站在同样的舞台上朗读海子的《太阳》，第二天图书馆里所有刊载这首诗的书页都不见了。 这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纪念夏雨诗社30周年”的活动现场，7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离开多年的诗人重返校园，但属于诗歌的时代却无法倒流。 据《解放日报》不完全统计显示，仅在1977～1983级大学生中，尝试诗歌写作的不下10万人，各地高等院校有诗社近400个，有近千名大学生曾在报刊上发表作品。 用诗人徐芳的话来说，1980年代校园里的诗歌氛围“浓得化不开”。那时的通宵教室里，除了自习的人，还有一群仰仗黑夜灵感彻夜创作的校园诗人；手抄席慕蓉的诗，再画上几朵花几片云，是女生寝室夜生活的主题；轰轰烈烈的诗社活动，各种名头的赛诗会层出不穷。据复旦诗社首任社长许德民回忆，1981年的复旦赛诗会，相辉堂的窗台上、走廊里都坐满了人。许许多多细碎生动的陈年轶事，在《夏雨诗社回忆录》的书页中翻腾跳跃着，仿佛可以挣脱纸面，浸润读者的心田。 30年过去了，已是《解放日报》编辑的徐芳坦言当年她在大环境的带动下被动地走向诗歌。她的成名作《在大山的第一级台阶上》刊登于《上海文学》，一时风靡校园。从那以后，她在校园里走路的速度就变得很慢，去食堂、浴室或者图书馆的路上总会被慕名前来切磋诗歌的同学拦住。 也曾受到同等待遇的宋琳现在从学校前门走到后门，只需要10分钟，他感到有些悲哀，再也没有人因为他的诗人身份将他拦住，聊上几句顾城、舒婷或是北岛。你若无法想像1980年代大学校园里诗坛的兴盛程度，也就无法想象诗人在校园里受到的尊崇，诗人是校园里的明星。 对诗歌在大学校园里式微的现状，宋琳认为是高校的诗歌教育出了问题。在他看来，诗歌与读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寻找的关系。“读者对诗歌有要求，诗歌也对读者的鉴赏能力有要求”。大学生若具备鉴赏诗歌的基本能力，就可以凭经验来评判一首诗歌的好坏。 “关于诗歌，大学生需要补课”，宋琳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下高校诗歌教育做的并不好。教材里没有规范的纳入诗歌创作的内容，学生鲜有机会读到经典的作品。”同时，宋琳对90后信心十足：“他们并不是不喜欢诗歌，只是缺乏引导，也没有表达的途径”。 青年对诗歌的热爱是自发的。大学生骨子里的冲动、激情、追寻自由本就与诗歌的精神高度契合。高校里没有讨论、创作诗歌的氛围，学生也没有老师的引导，诗歌也就逐渐被边缘化了。 不过，北大、人大、首师大等高校都相继成立了诗歌研究所与研究中心，通过这些机构系统搜集诗歌文献，办刊物，举办诗歌节等活动，形成一系列配套的诗歌教育体系就可以充分带动起学生读诗写诗的兴趣。“领悟诗歌的美是一种可以习得的能力”，宋琳充满希望地说。 被称为“诗歌留守女士”的徐芳不断问自己：我为什么还要写诗？最后才发现，现实太坚硬，她需要诗歌这样柔软且梦幻的出口。对于1980年代的过往，她虽有怀念但并不伤感。正如宋琳所说：回忆是一种搜寻，记忆是一种成长。“有起有伏，回落之后再重新起来，这是诗歌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近些年，校园诗歌也有回归，是诗歌复兴的迹象”，徐芳乐观地说。她相信浮躁的时代依然需要诗，所以始终默默耕耘着。 30年后的今天，吟诵着“河两岸对望着的是眼泪般纯净的小树林”诗句的宋琳回到华东师大，溜出会场抽烟的间隙里，还是偶尔会被骑着自行车路过的人认出来。“你是宋琳，还认得我是谁吗？”宋琳认不出了，就像校园里那些年轻的面孔无法辨认这位曾经闪耀于中国诗坛的诗人一样。吕颜婉倩 本报记者 周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