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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哲学范式转换研究 近十年中国哲学研究中，另外一个颇受关注的方向是中国哲学范式转换研究。自20世纪以来，借用西方哲学范畴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也是中国文化自我理解的重要途径。新世纪以来，人们逐渐对这种研究方法产生质疑，并进一步对中国哲学范式转换做了深入探讨。究其实，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只是问题的表层，深层原因正是中国哲学寻求研究范式的更新。 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说法首先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借用西方哲学范畴和西方学科规范来解释中国文化导致削足适履，从而产生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刘笑敢 教授以“反向格义”说来分析这种解释学的困境。他指出，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框架来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可以称为“反向格义”。[13]通过分析借用西方哲学概念对中国传统之“道”所做的“格义”， 刘笑敢 教授指出了借用西方哲学范畴解释传统哲学带来的诸多困境。关于这种“格义”的合理性，也有学者指出：中西方哲学范畴如果在“虚位”上可以对应，也就是相应的哲学概念如果处于同一个观念层级，便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比较和互释，尽管它们的内容实质有很大的差异。[14]这种说法和“反向格义”说都是从解释学和哲学比较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首先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不过，中国哲学学科借重西方哲学范畴的研究方式已经超出了哲学比较的范围，因为中国哲学的架构都借鉴西方哲学，采用西方哲学架构理解中国哲学不仅导致解释学意义上的削足适履，也使整个学科的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况，因此促使中国哲学界寻求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替代原来的研究范式。 从“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过渡到中国哲学范式转换研究，使中国哲学摆脱了简单的“合法性”的讨论，也表现出了中国哲学自我更新的努力。有研究者就指出，对“中国哲学是否是哲学”的质疑引发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而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实质在于反思和检讨中国哲学既有范式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结合寻求此问题的解决之道。还有学者则提出以“汉语哲学”来概括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之路，指出：“汉语哲学”，不仅指运用西方哲学的汉语译名来表达哲学，而且应当指运用汉语自身的思想语汇进行哲学思考、哲学创造、哲学写作、哲学表达。这也就意味着，这样的汉语哲学，将不再只是西方哲学的汉语式表述，而是将哲学融入了中国思想自身的传统。[16]在笔者看来，不管是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结合的角度，还是从汉语思维的特殊性角度思考中国哲学范式创新，核心都在于从发掘中国文化特质这个角度来推动中国哲学范式的转换。而中国文化的特质正是民族生命的自然表达，因此，中国哲学范式转换研究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和民族生命的自我更新。 中国哲学范式转换研究的实质在于民族生命自我表达的更新，这个说法是从更加宏大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哲学范式转换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根本上是民族生命、意志、文化的自觉程度和实践力度的问题。[16]这个说法也就是从民族生命的自我表达这种高度去理解中国哲学范式的危机与突破，把中国哲学范式困境带向了一个更深的讨论层次。 张立文 教授也有类似的表达：“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就是要在与‘他者’的交往中、与对象的对话中、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得激动力、转生力和生命力。”[17]这种生命力即是中国哲学的生命力，也是民族的生命力。因此，中国哲学合法性和范式转换研究从一个学科性危机到一个民族自我表达的更新，说明中国哲学作为民族文化思想性的表达，逐渐有了自我确证的自觉，而不再以西方文化作为自我确证的坐标。 纵观现代中国哲学一百年来的发展，中国哲学从“以西范中”到追求自身确证，意味着一种巨大的进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和中国哲学范式转换的讨论也许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更加重要的事情是真正实现范式转换，从而产生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但是，对“中国哲学范式转向”的讨论无疑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因此，本文认为，所谓中国哲学范式困境，从长远来看，并不是危机，而是一种思想创新的契机。 二、中国哲学的整体突破与未来之发展 生活情感研究、制度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研究，中国哲学研究这三个方向显示：中国哲学其实正在进行一次整体性突破。这三个研究方向正是这种突破的不同面向，生活情感研究是对中国哲学“源头活水”的疏通；制度与政治哲学研究则是在现代性的情况下对全球化制度与政治哲学问题的应对；范式转换研究则不仅是追求学科研究范式创新、更是民族精神的自我确证更新的一种努力。 “中国哲学的整体突破”的说法，相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而言。20中华民族经历了巨大的困厄、彷徨与挫折。当时的中国哲学试图通过借用西方文化来论证中国文化存在的价值和整个民族的生命力，这种诉求是民族生命在衰微的时期自我证明的一种巨大的思想努力。20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逐渐走出二十世纪经受的困顿，能够以一种更加自信、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世界和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在时代之音的感召下，突破20世纪中国哲学“以西范中”的研究模式，创造出具有中国文化主体性并产生世界影响的中国哲学，已是当今中国哲学界的共识。上述三个方向之所以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正是中国哲学自身整体突破，适应时代要求的表现。 在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中国哲学要有所成就，就应该有世界性的眼光和世界性影响。未来中国哲学应该在对现代性生活有充盈的领会的基础上，通过对中西古今四个维度的梳理，构建中国哲学在世界思想舞台中的新坐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概括为：会通中西与返本开新。 所谓“会通中西”，是指在对中西文化有清晰把握的基础上，寻求中西文化贯通之处，并以此构建新时代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哲学形态。寻求中国哲学的自我确证，不是说中国哲学要摆脱西方的影响成为一种原教旨主义的东西，而是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去寻求自我确证。不过，在目前的研究中，中国哲学依然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在笔者看来，“会通”应该是双向的，中国哲学也要争取对西方哲学形成某种实质性影响。所以，中国哲学研究应该在对当今西方主流哲学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核心问题的讨论，展现中国哲学在相关领域的的某些优长。因此，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应该也必须成为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所谓“返本开新”，是指在领会传统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民族文化形态。因此，“返本开新”即是在现代性这个地基之上重建我们的传统。“返本开新”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也就是说，返本是以新的方式去诠释传统，开新也是在诠释传统的基础上开新。所谓本，既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也指具体的中国哲学经典文献。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要能追本溯源，从经典文献之中领会古人的生活智慧，研究中国哲学的形成机制，探索其普适性的精神内核，展现其现代性的形态，通过对传统的回归，重构我们对生活的领会模式。因此，“返本开新”其实是基于传统的文化创新，面对和要解决的是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 中国哲学目前这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其实正是中国哲学会通中西、返本开新的表现，体现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气象。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就在于通过“会通中西”和“返本开新”，而古今中西四个维度正是通过对生活本身、存在本身的领悟而得以呈现的。因此，只要不断创新，不断投身到对生活与存在的领悟和思考中去，中国哲学就将会有一个灿烂的未来。 注释 [1]《孟子》：《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 [2]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448页。 [3] 蒙培元：《人是情感的存在——儒家哲学再阐释》。见《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 [4] 黄玉顺：《存在·情感·境界——对蒙培元思想的解读》，见《情与理——“情感儒学”与“新理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序”第6页。 [5][8] 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上海三联书店，第6页；185页。 [6][7] [14]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第81页；第81页；第4页。 [9] 蒋 庆：《王道政治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载《原道》第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0] 干春松：《制度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2页。 [11] 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纲要》，《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2] 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见《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 [13] 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5] 彭永捷：《汉语哲学如何可能》，见《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 [16] 陈明、周瑾：《范式转换：超越中西比较 ——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见《同济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7] 张立文主编：《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1页。 作者：蒋孝军 文章来源：中国思想论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