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文化论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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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以道家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赋予"道"以宇宙本体和普遍规律的意义。并将"道"分为"天道"与"人道"，"天道"指自然的规律和法则，"人道"指人事的规律和法则，包括这里所说的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二者乃是完全一致，密不可分的。在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互相关系问题上，它从"道生之，德畜之"这一思想出发，认为"道者，天也，阳也，主生；德者，地也，阴也，主养；万物多不能自生，即知天道伤也。"主张"凡事无大小，皆守道而行，故无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乱。这个"道"，就是指相生相养之道，既是"天道"，也是"人道"，是天与人的合一，也就是社会的公共准则。怎样才能相生相养，既符合所谓的"天道"，也符合所谓的"人道"，或符合社会的公共准则呢?它反复指出：天地间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和气"所生，属于社会公有，"物者，中和之有。此中和之财物也，"中和有财，乐以养人。""天地乃生凡财物可以养人者"，故不应为少数人所独占，为少数人所据为己有，更不得以此为资本去敲诈和掠夺别人。哪怕是"少(小)内(封建帝王的私库)之钱财"，也"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它主张每个人都要有济世度人的社会责任感，强调在社会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应遵守社会的公共准则，要友善地对待他人，在人与人之间要实行互助互爱，要"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有财物的人应当"周穷救急"，"有财相通"；有道德的人也应当以道德救人。它还认为"天道助弱"，"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它反对"智者"欺负"愚者"，"强者"欺负"弱者"，"少者"欺负"老者"。认为这是"与天心不同，故后必凶也。"它强调为人君父者，应实行人人平等而又公平的平均主义原则，认为"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乃无争讼者，故可为人君父母也。"这种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是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方面，能否正确处理，是关系到整个社会是否安宁的重要问题。《道德经》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唐末五代道士谭峭在其《化书》中也揭示了统治者的强取豪夺，残酷剥削，是造成人民痛苦、社会动乱的基本原因，指明了统治者的享乐腐化，是加重剥削、贫富悬殊的内在因素，他幻想建立一个像蚂蚁那样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君与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治理的社会，他说："蚂蚁之有君也，一拳之宫，与众处之；一块之台，与众临之；一料之食，与众蓄之；一虫之肉，与众咂之；一罪无疑，与众戮之。"这样，统治者与百姓之间，便能做到"心相通而后神相通，神相同而后气相通，气相通而后形相通，故我病则众病，我痛则众痛。"彼此休戚与共，老百姓就不会有怨恨，民不会起来造反，世界也就真正可以达到太平的境界了。表明道教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怀，对于理想社会的渴望，对于施展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期待，和儒家相比，丝毫也不逊色，绝不是人们通常所误解的那种"遁世主义"。而所有这些，都和西方文化的殖民主义思想是相反的。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看来，似乎世界上的一切，包括别人的生命财产，都应当是从属于他们的，都应当归他们所占有，他们认为只要凭借自己的军事技术上的优势，就可以任意地奴役别人，侵犯别人的权益，包括别国的领土主权，夺取别人的生命财产。按照这种强盗逻辑办事，就必然会造成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以富欺贫，招致天下大乱。反过来，如果每个人都按照道教文化的上述思想办事，就可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也可以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大国和小国、强国和弱国、富国和穷国都能和平共处，整个世界自然也就会得到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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