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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训》既讲道德的生活方法，也讲非道德的生活方法。例如忠恕，他一方面仍然“把忠恕作为一种实行道德的方法说”，另一方面则“又把忠恕之道作为一种普通‘接人待物’的方法说”。这后一点，即把生活方法作为一般普通的接人待物的方法教训，正是《新世训》的重点和特色。所以，并不是说冯友兰只讲非道德的人生教训，而是说在宣讲道德的人生教训的同时，也重视非道德的人生教训，成为本书的特色。 由于此书的特点是重视非道德的人生教训，所以命名为生活方法新论，与此相应，他把“生活方法”对应于“生活规律”，即为了符合生活的规律而采取的生活方法。冯友兰强调“规律”而不是使用“规则”，是很有其用意的。规则用于道德生活，故我们习用“道德规则”，而规律则多指道德领域之外的生活经验的总结。 “道德规则”是讲人应该如何做，“生活规律”是讲人如何做才能趋利避害。故此书在态度上是更多地把“道德教训”的规范，变成“经验之谈”的规律，或寓道德规则于经验之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类的内容很多，如《老子》、《周易》中多很强调人生成败的经验教训，其中有不少可以说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规律。儒家文化中也容纳了不少此类内容。特别是，在世俗儒家文化中，也就是儒家思想和价值在具体应用于家庭、社会、人际交往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实践形态，如家训、家规等，也有很多这类内容。这些家训、家规都受儒家价值的影响，但同时以经验教训的面目出现。 要指出的是，表面上看来，《新世训》中所说的“道德的生活方法”是来自儒家，而“非道德的生活方法”多来自道家，但不能仅仅把此书仅看成是亦儒亦道或儒道结合的一种文化混合物，事实上，这些非道德的生活方法在历史上也为广义的儒家文化所容纳。从《新世训》的读者对象来说，此书与明清时代的通俗儒家作品，如蒙学读物等接近，而我们更要看到这种对生活方法的关注所具有的现代社会生活的背景。正是在此种现代生活背景之下冯友兰力图提出一种适应人(尤其是青年人)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人生思想。也可以说，正是他注意到生活方法在现代生活的重要性，才注意利用中国文化中广泛的人生思想资源。 前面我指出，所谓生活方法，是着重于人在生活中的妥当适宜的行为。这里所妥当适宜，是指这些行为有助于个人在社会的成功。冯友兰晚年在《三松堂自序》中回顾说： 在抗战以前，开明书店出了一个刊物，叫《中学生》，发表关于青年修养这一类文章。我还在南岳的时候，他们向我约稿，当时没有写。到了昆明以后，写了一些，在《中学生》中连载。后来把它们编为一部书，题名为《新世训》。当时我想，这一类的文章，在旧时应该称“家训”，不过在以社会为本的社会中，读者的范围扩大了，所以称为“世训”。 从“青年修养”和“家训”的提法可知，此书的撰写的最初起因，应当是教导青年如何“做人做事”。但本书的实际内容，是偏重在如何做人以获得“人的成功”。换言之，本书讨论的是，一个人要在社会取得成功，他应当如何处事、作人、自处。成功的关注，在古代即是属于“事功”的范畴，正统儒家往往把“功”和“德”严加区别，而冯友兰此书的特点，照其自己这里的说法，则是把“功”和“理”，即把个人的成功和社会生活规律(规则)结合起来，把个人的“事功”和“行德”结合起来。道德规则是“无所为而为”的，而经验之谈是“有所为而为”的，道德规则强调人应当这样作，只服从道德规则，即使个人吃亏也要这样作。而经验之谈是告诉人怎样作才能做事顺利和成功。 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更重要的一段自述： 还是在青年的时候，我很喜欢佛兰克林所作的《自传》，在其中他描写了他一生中怎样由一个穷苦的小孩子逐渐成为一个成功的世界闻名的大人物。当然，他的成功并不是用损人利己的方法得来的。他的成功跟美国的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联系。我们也不能说他不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主义者。……我在《新世训》里所宣传的，实际上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我虽然也经常提到中国封建主义哲学家所讲的生活方法，也经常引用他们的言论，但是我跟他们在有一点上是有基本不同的。我说：“宋明道学家所谓为学之方，完全是道德的，而我们所讲的生活方式，则虽不违反道德的规律，但不一定是道德的。说它不是道德底，并不是说它是不道德的，而是说它是非道德的。”这就是说，我所讲的生活方法，所要追求的一个主要部分，是在不违反道德的范围内，尽力追求个人的成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