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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逵还指出重视《左传》的理由：其一，《春秋》三传不同，为了保存先王之道，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其二，《左传》对《春秋》“其所发明，补益实多”，要求汉章帝“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贾逵论说虽得到汉章帝的赞同，但《公羊》学者李育在白虎观会议上以《公羊》义辩难贾逵。这次会议持续一个月，对许多问题有了标准解答，统一了五经经义，由班固编写成《白虎通义》，凡涉及《春秋》之处，大多采用《公羊传》之义，间采《穀梁》之说，绝不用《左传》之义，说《公羊》学说仍是《春秋》学的主流，《左传》学在东汉中期的影响尚微。 3.汉灵帝何休、郑玄《春秋》三传长短之争 何休（129－182）字卲公，任城樊人。《后汉书》卷79下载，何休习公羊学，“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左传》、《穀梁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同时学者郑玄师事第五元先，始通《公羊春秋》等，又从山东张恭祖受《左氏春秋》，对何休的著作针锋相对，“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何休见而叹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34]指责《公羊传》的失误，以此动摇人们对《公羊传》的信仰，维护《左传》《穀梁传》的经说。两人的论战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影响，晋人王嘉《拾遗记》卷6记载说“京城谓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两人争论的后果，因郑玄回答何休义据通深，古文经学于是更为学理显明，提高了《左传》的地位，此后学者言《春秋》学，大多以《左传》为宗主。 三、东汉《春秋》学的特点 1．《春秋》三传的兴衰与能否得到官方的重视有密切关系 《公羊》学在光武帝时设立严、颜二博士，由于长期处于官学地位，得到朝廷的重视，以太学为基地，形成大师辈出、生徒众多的局面。《左传》学得到汉明帝、汉章帝等重视，“肃宗（汉章帝）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35]特别是《左传》就在光武帝的强力支持下短暂设立为博士，登上了官学的地位。与《公羊传》《左传》都得到官方重视而发展兴盛相比，《穀梁传》博士不设，故无官学地位而缺乏经师和生徒，走向衰落，处于“失语”（Silent）状态。因此，《穀梁传》属于在野私学而为人所轻，以致成“微学”而屡屡被统治者视为保护的对象。汉安帝二年（123年）正月，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穀梁春秋》，各一人。汉灵帝光和三年（180年）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几无应征者，正是《穀梁》学门前冷清的真实体现。 2．《春秋》学受时代学术影响而谶纬化明显 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及显宗（汉明帝）、肃宗（汉章帝）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36]说明谶纬在东汉时代掌握了学术的“话语霸权”（Language hegemony）。 《后汉书》卷36《贾逵传》认为《穀梁传》学者“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本文前面所叙述的樊鯈在汉明帝永平元年，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显然有关《春秋》三传异同之处亦有所辨析。魏朗，“从博士郤仲信学《春秋图纬》。”[37]荀爽著《春秋条例》，又作《公羊问》及《辨谶》。[38]贾逵“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李育“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所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39] 《后汉书》卷82上《樊英传》“善风角、星筭，《河》《洛》七纬，推步灾异。”注“七纬”《春秋》类：“《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这些《春秋》学的纬书分为四类：一是说星相、灾异；二是对《春秋》的解释发挥；三是谶语；四是神话等，大量充斥阴阳五行、占星数术、神怪妖异的内容，虽然有解释《春秋》的作用，但论述的重点是对《春秋》的主旨作神学化的歪曲。 3．《春秋》学章句逐渐趋于简省 西汉时期，刘歆批评今文经学经师“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40]班固在《汉书》卷30《艺文志·赞》也指责西汉今文经学家“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另外，桓谭在《新论》中也谈到汉代学者秦近君解析《尚书》，“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41]，充分反映了西汉经学章句繁琐的弊端，从东汉开始，学者开始对经学进行简化。 光武帝诏令钟兴“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42]樊鯈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张霸“以樊鯈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后汉书》卷48《杨终传》记载，杨终通《春秋》，“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我们在前面谈到严訢研治《严氏春秋》冯氏章句，唐代杜佑《通典》引《公羊说》“昔受训云冯君八万章句”[43]，显然“冯氏章句”比《严氏春秋》“樊侯学”“张氏学”更为简省。虽然《公羊严氏春秋》出现了家派师法的分化，但与西汉时期《公羊传》有“颜、严之学”，颜家有“泠（丰）、任（公）之学”“管（路）、冥（都）之学”，以及《穀梁传》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凤）氏之学”[44]相比，东汉时期的《春秋》三传学脉旁分的特点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孔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郑众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据笔者考察，关于东汉《五经》简化的活动中，伏黯通晓《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但“章句繁多”，其子伏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45]，这是除《春秋》学之外其他经学的唯一记载，说明东汉时期《春秋》学章句简化的特点是最突出的。 4．《春秋》学对后世影响大 西汉《春秋》学，仅董仲舒《春秋繁露》有较完整的文本传世而产生重要影响。但东汉时期的《春秋》学，《左传》《公羊传》均有高水平的注本。其中，《左传》以贾逵和服虔的注本最为有名。贾逵有《春秋左氏解诂》30卷，除对文辞的音韵训释外，还对人物、地理、典制等典章名物进行训解，而且还注重对《左传》经传的义理进行阐释发挥，在西汉刘歆对《左传》义理化基础上继续发展。由于贾逵对《左传》思想义理的偏重，从而体现出今文经学的特点，与旁通曲证、重视文献训解的古文经学不同，所以东汉马融评价贾逵的《左传》注“精而不博”[46]。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31卷，其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有字词、天文、地理、人物、职官、祭祀、卜筮、礼仪、器物和古史、方言等等，均有训释。贾逵、服虔《左传》注产生后，《隋书·经籍志》说：“诸儒传《左氏》者甚众……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并行于世。”特别是服虔注与西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在南北朝时期南北分庭抗礼，各有尊崇。据《隋书》卷75《儒林传序》载：“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11卷，强调以“义例”之法注解《公羊传》，专门著作《春秋文谥例》1卷，其中“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义”是其解说《公羊传》的总纲。他在《春秋公羊解诂》中继承前人以“通三统”“大一统”“夷狄进至于爵”“德治”以及“灾异谴告”等公羊学说，还将公羊家的“张三世”与“通三统”说加以整合和融会，又提出“衰乱－升平－太平”的社会进化发展模式。总之，何休通过《春秋公羊解诂》，将自己的公羊学的思想体系按照一定的逻辑完整地建立起来，使传统的公羊学理论得以系统化、哲理化，这是对公羊学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对后世影响很大，徐彦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就以此为注本，成为《公羊》学的正宗。 注释： [1][2][6][9][15][18][19][26][27][28][29][39][42][45]《后汉书》卷79下《丁恭传》、《楼望传》、《甄宇传》、《周泽传》、《张玄传》、《李育传》、《何休传》、《尹敏传》、《服虔传》、《颍容传》、《谢该传》、《李育传》、《钟兴传》、《伏恭传》。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 [3][10][14][23][24][25][33][34][36][37][38][46]《后汉书》卷32《樊鯈传》、卷77《李章传》、卷29《郅恽传》、卷17《冯异传》、卷24《马严传》、卷64《延笃传》、卷27《丁鸿传》、卷35《郑玄传》、卷59《张衡传》、卷67《魏朗传》、卷62《荀爽传》、卷60下《马融传》。 [4][5][17][21][22][30][32][35]《后汉书》卷36《张霸传》、《张楷传》、《郑兴传》、《郑众传》、《陈元传》、《贾逵传》、《范升传》、《贾逵传》。 [7][8][11][12][16]洪适《隶释》卷7《泰山都尉孔宙碑》、《车骑将军冯緄碑》、《山阳太守祝睦后碑》、卷11《巴郡太守樊敏碑》、卷9《司隶校尉鲁峻碑》。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洪适《隶续》卷3《严訢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 [20]《后汉书》卷31《孔奇传》、《孔嘉传》。 [31]文廷海《学术与政治的内在互动：两汉春秋谷梁学的命运演替》，《求索》2004年11期。 [40][44]《汉书》卷44《刘歆传》、卷88《儒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41]王应麟《玉海》卷37。四库全书本。 [43]杜佑《通典》卷46。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