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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教授谈到孔子的思想体系时说：“可以说孔子的思想分两个体系，一部分是政治体系，另一部分是个人修养体系。关于政治体系部分，非常迂腐，已经过时了；关于个人修养的体系，拿来用，只要结合当下，它是有积极意义的。”（见2010年7月30日《人民日报·文教周刊》） 姑且不说于丹教授把孔子的思想分为“两个体系”是否准确，就其关于孔子的思想政治体系部分，“非常迂腐，已经过时”之论（下称“过时论”），我对这点不敢苟同。鄙人愿谈谈浅见，以就教于丹教授。 “为政以德，以德治民” 《论语》有八十多章是论述“为政”的。虽然有些论述已不能与时俱进，但许多政治主张至今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政以德，以德治民”是孔子“为政”的核心思想主张。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就是说，执政者要用恩德推行国政，就好像北极星坐在它的方位上，而群星都环绕着它。老百姓就像“群星”，执政者就像“北辰”。如果执政者能用恩德施于民，那么老百姓就会拥护你。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孔子所言为真理。不管哪个朝代，如果执政者能以恩德施予民，而不是施予繁重的苛捐杂税剥削人民，那么就能国泰民安。远的且不说，就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说，由于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昌盛，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居乐业。中国共产党就像“众星拱北辰”那样，更加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孔子认为，执政者不仅要“为政以德”，也要“以德治民”。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说到“以德治民”时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执政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约束人民，这样人民虽然可以避免犯罪，但心里不知羞耻；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教化）人民，用礼制来统一人民，那么人民就会有羞耻心，而且会改正过错。 在孔子看来，用政令和刑罚治理人民，倒不如用道德和礼制去治理人民。这种看法，虽然有些偏颇，但其强调了用道德和礼制去感化人民的重要性。这一政治主张是符合儒家思想核心“仁”的。 诚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封建统治者，是用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去感化百姓的。我们今天是社会主义时代，是要用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去感化人民。但是，对于儒家一些有积极意义的道德观念，是可以继承和发扬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道德观就有积极意义。 在施行“以德治民”时，孔子认为，执政者要率先垂范。 季康子问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道，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以德治国和治民，执政者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你行善了，人民群众就会跟着行善。这样何必去杀掉没有道义的恶人而造就有道义的好人呢？这里所说的“君子”是指国君，“小人”是指百姓。孔子把国君之德比作风，百姓之德比作草，草是随风而倒的。如果国君没有恶行了，那么老百姓也就没恶行了。在于丹教授看来，这也许是“过时”了。 孔子所宣扬的“为政”思想主张，其内容是很丰富的。取信于民，也是孔子所主张的重要的为政治国之道。 “足食、足兵、足信”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有三个基本条件：足食、足兵、民信。但是万不得已要在这三者之中除去两项时，应如何按轻重缓急去除呢？孔子又认为，先除去“兵”，再除去“食”，“信”不能除去。此论虽有如于丹教授所说“迂腐”，但这反映了儒家的民治思想，即国家的存亡与人民的“信”是紧紧相连的。要取信于民，民无信，则国亡；民能信，则国立。执政者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那么即使有再多粮草、军备，也不能保证把国家治理好。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多次农民起义，都是由于统治者不能“取信于民”。其实，执政者对百姓是否守“诚信”，也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守信，则有德；失信，则无德。有德，则守信；无德，则失信。 本文所述是孔子的基本政治主张，并不“迂腐”，也没“过时”。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以人为本”、“以德治国”、构建“和谐社会” ，都是继承和发扬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有积极意义的为政之道。（沈沧源，作者为作家、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