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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不仅文科，武科和翻译科也规定了相应的罚科制度。武科复试始于乾隆时，仅实行于武会试。嘉庆六年(1801)，“命比照文闱磨勘例”，进一步加强了对武乡试的复试和磨勘。道光八年(1828)，翻译科乡试，应试者满洲一百三十余人，蒙古二十余人。中式满洲举人八名，复试时因文理不通、错误太甚，被罚停科者四名。 晚清还曾实行过罚科的捐免制度。咸丰三年(1853)规定：宗室举人罚停会试两科者，可以捐银少罚一科。其先是宗室举人，后来可能范围逐渐扩大。至同治五年(1866)，已经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因御史王师曾所奏，皇帝遂下旨废除了捐免罚科的规定。 由上可知，五代宋元时期的“殿举”与明清时期的“罚科”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因考试违规作弊或“文理纰缪”，对应试者考试资格的暂停，但在内涵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被殿举，注定他该科是落第者。而明清时期被罚科者，则是该科已经中式，但又不能直接进行下一级的考试，需待一至三科之后才能接着应考。 被罚科的原因 推究应试者被罚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考场舞弊。明代田吉，万历三十八年因殿试时怀挟，被罚三科，天启二年始成进士。清咸丰八年顺天乡试案，数十人被罚科，主考官柏葰，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因科场案被杀的内阁大学士。 (二)字体潦草、违规犯忌、文理纰缪。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江南乡试，程思恭首场因为颠倒了“大哉圣人之道”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两句的顺序。虽被取中，却被罚停一科。道光二十三年又规定：“……复试诗文疵谬，诗失粘，抬写错误，不避御名、庙讳、至圣讳，罚停会试、殿试一科或一科以上。” (三)官场斗争。明末，艾南英天启四年乡试中式，因考官丁乾学、郝土膏发策诋毁魏忠贤，艾南英在对策中也有讥刺之语。触怒了魏忠贤，结果考官被削籍，艾南英也被罚停三科。终未成进士。清朝的窦光鼐，诸城人，性格伉直，与和珅有隙。乾隆六十年乙卯科窦为会试总裁官，所定第一、第二名为浙江人王以鋙、王以衔，乃同胞兄弟。和珅欲藉此兴大狱以倾窦，“摘元墨小疵罚停科”，致使会元王以鋙于嘉庆六年始成进士。 (四)平时违法犯纪。明万历三十八年，浙江举人闵于径，因“故纵亲族挟带私盐”，被“罚停两科会试”。 罚科的轻重 纵观从五代至清末近千年的科举考试实践，乡试、会试、殿试三级都存在罚科现象。尤以乡试、会试这两级考试为多见。乡试违规或作弊，情节相对轻微，构不成“褫革”的，就罚停会试。又视其情节轻重，五代、两宋时期，罚一至五科不等。元明清时期，一般罚一至三科。会试违规或作弊，则罚停殿试。殿试违规或作弊，也罚停殿试。 罚科制度的利弊 一方面它与其他惩治措施相结合，确实对应试者的违规和作弊行为起到了惩戒作用。严肃了考纪，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考试的公平。明清时期的罚科制度，作为有弹性的更具人性化的惩罚制度，弥补了以往单一的惩处方法，改变了要么褫革、治罪，要么容忍“微瑕”这两种极端举措。实际上是设计了个折中办法：取中，但暂时取消下一级考试的资格。这样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善，维系了科举制的良性运作，为国家更好地选拔适用人才服务。另外，它对于“文理纰缪”的罚科规定，也迫使读书人笔耕力学，客观上提高了应试者，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非常细化的考试制度，在客观上也强化了对应试者的思想控制。封建统治者从统治需要出发，为应试者设置了道道藩篱，以至于动辄获咎。使许多举人被磨勘罚科，有的一生与进士无缘，甚至抑郁而死。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像明代的田吉，他因万历三十八年廷对怀挟，被罚三科，以县佐录用。12年后的天启二年(1622)始成进士。从心理学上分析，罚停三科，扭曲了他的灵魂，使他百般寻求“社会补偿”，不择手段地在仕途上攀爬，成为宦官魏忠贤的“五虎”之一，“未匝岁，连擢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因为对应试者的罚科或褫革，主考官和同考官也会相应地得到惩处。如清制，举子罚停三科者，每名同考官降一级调用，主考官罚俸一年。所以，这一制度有时还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打击自己的政敌。 （作者：陈长文）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