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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小学、大学之分，小学是启蒙或发蒙教育（又称蒙学），除了读书识字，主要是在“洒扫应对”的实际生活中培养德性。大学按朱子的说法，是讲“格物致知”之学，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即所谓“内圣外王”之学。书院就是担负这一使命的。用朱子的话说，书院教人，“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策问》，同上书，P4）用王阳明的话说，“大学者，昔儒以为大人之学也。”（《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26，P96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圣人”与“大人”，是为人的最高标准，书院教育就是以此为培养目标。 在古代西方，大学属于教会，以实现上帝的意志（奥古斯丁）为终极目的。古代西方的大学也重视知识理性（阿奎那·托马斯），但以论证上帝存在为根本任务。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的大学便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要手段，知识也就变成工具了。中国古代的书院，虽然也学习知识，包括天文、历法、历史、算学等各个方面，但是在认知理性方面终有欠缺，因而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但是，中国的书院在人文教育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并做出了贡献。圣人是人而不是神，是人人可以学、可以做到的，因为人人都有成圣的内在根据。上帝是神而不是人，故只能信仰、皈依，而不能使人成为上帝。一旦上帝的权威衰微之后，人如何挺立，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其实，早在朱子之前的北宋初期，有些书院就立有学规。如唐问在莆田所建上林义斋的学规是：“一曰修身谨行，二曰立志抗节，三曰潜心经术，四曰学通世务，五曰限日收工。”（黄仲昭：《八闽通志》卷45《学校志》）这与后来朱子所立的学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其中的“修身”与“经术”，可说是所有书院的共同要求。学规中特别提出“立志”，是立志成为圣人贤人，“抗节”则是培养独立人格，“通世务”是学以致用。“立志”之“志”也可以解释成孔子所说“志于道”之志，“道”就是“内圣外王”之道，从更深的意义上说，就是天人合一之道。 现代大学，也有校训校规，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说明办学宗旨。这是从书院学规继承下来的。 中国的书院，特别是宋明以来的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一部分人从政，他们中的很多人，按照儒家的“仁民”思想，革除弊政，实行“惠民”政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受到人民的拥戴。大部分人则在各地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发展教育，为文化教育做出了贡献。值得提出的是，这些士人（即读书人）回到家乡，成为“乡贤”，支撑了社会的道德价值，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真正的社会精英。 三、 与此相联系的是，书院还是发展学术思想、开展学术交流、进行学术创造的重要园地，也是维系社会舆论的场所。 书院在培养人才的同时，又承担着发展学术的任务。许多思想家和学者，通过书院的教学与交流活动，不断进行思想创造，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建立不同学派，推动了思想学术的发展。他们在书院著书立说，并不断完善自己的学说，创造出许多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宋明时期，出现了语录体的作品，有似于佛教禅宗的语录。但这些语录是学者们在书院讲授中，以问答形式记录下来的思想成果，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对话、问答式的教育，有很多好处，学生不仅可以问，而且可以发表自己的体会和见解，有些问题和见解，可以启发教师的思考，使回答更加深刻。有时还可以进行相互辩论，这就更有利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这是一种非常灵活而又启发智思的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是在具体对象、具体情境下进行的，与纯概念的推理不同，它可以产生具体真理。儒家学说包括理学，没有概念化、形式化的知识系统，而是一些实质系统，与这种方式有关。 语录是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从北宋开始，张载、二程，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直到明代的王阳明等思想家，都有这样的语录。这些著作，既是书院教学的成果，也是思想家们的思想记录。有人以语录非本人亲著而否定其学术思想价值，这是不对的。记录可能有出入，但其基本内容是可信的。 此外，很多思想家正是在书院完成了他们的专门著作。尤其是朱子，一生为官不过九年，绝大部分时间从事书院教育，他的大部分著作也是在书院写成的。比如在武夷精舍，撰写了《易学启蒙》、《孝经刊误》、《小学》、《诗集传》、《四书集注》等。在考亭书院，则著成《孟子要略》、《韩文考异》、《书集传》、《楚辞集注》、《楚辞辨证》、《仪礼经传通解》、《周易参同契考异》等多部著作。特别是《四书集注》，虽是注解“四书”，却发挥了自己的思想，将他的思想体系融入其中，成为古人著述的代表性著作，并将著述与教学结合在一起，以此身体力行，教育学生。 书院也是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古代书院是开放的，四方学者都可以到书院讲学，如朱子、王阳明等人，每到一地，都要到书院讲学，很多书院，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的思想，也由此而扩大其影响。仅朱子讲学的书院，就有五十多所，遍布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等地。明代书院进一步普及，讲学之风更盛，王阳明后学王艮父子，把学校办到乡下，随处都讲他的“良知现成说”，一时之间，王学在江南农村得到广泛传播。 学者们进行交流，书信往来是重要形式，但也进行直接交流。著名的“鹅湖之会”（1175年）就是一次很重要的学术交流。参加的有朱子、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及其弟子。会上，发生了争论，陆九渊以诗的形式表明他的学说以“简易”为宗，批评朱子之学“支离”，后来，朱子又有诗回敬。这次交流，虽因见解不合而散，但是对于发展各自的学说，起到很大作用。事后吕祖谦说，鹅湖之会，“诸公皆集，甚有讲论之益。”（《答潘叔度》，《东莱集》卷5）这话是公允的。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时，又请陆九渊到书院讲学，陆九渊欣然接受，为诸生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一章，朱子大受感动，将其讲词刻于书院的墙上，以流传后世。这说明，学术见解虽然不同，但是并无门户之见，学术是开放的，不同见解是能够沟通的。 书院还是学者们相互讨论与合作的场所，不仅可以互相学习，而且可以合作著述。朱子于1175年在福建建阳建成云谷晦庵草堂，与蔡元定所建立之西山精舍遥遥相对，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学问。为了方便，有疑难问题时，便夜间彼此悬灯为记，次日相聚，相互解难释疑。此事一直传为佳话。朱熹还在创建的寒泉精舍（1169年），接待浙江学者吕祖谦，为了使学者学习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共同编成《近思錄》。这是了解理学思想的重要读本，也是第一本正式的哲学史著作。 书院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议论时事、批评时弊、发表政治主张的重要场所。儒家有道统与治统之说，认为道统是治统的指导思想，书院则是维护道统的重要阵地。儒家虽不能作帝王师，却要维护道统的尊严。从孔子、孟子开始，就有这一传统，宋明理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直接参与政治、实施儒家主张的机会很少，主要是通过言论和著述发表自己的主张，以影响当时的政治。程颐在为皇帝讲课时，坚持要坐讲，而不是站着讲，就是为了坚持师道尊严。朱子为皇帝讲课时，以“正心诚意”为主要内容，其目的是提高最高统治者的德性修养。后因得罪朝廷权臣而被罢黜，他的学说被打成“伪学”，他本人被打成“伪党”，遭到迫害。当时有人建议他，放弃其学说，以免遭祸。朱子斩钉截铁地说，我平生所学，只有“正心诚意”四字，岂能放弃！他不仅坚持一位学者的尊严和独立人格，而且在书院讲授和著作中坚持自己的主张。朱子说过：“夫朝廷之事，则非草茅所宜言，而师生相遇之诚意，亦不当数见于文字之间也。”（《策试榜喻》，《朱子文集》卷74，P4）但是，从《语类》等记载来看，师生问答讨论之间，涉及政治时局方面的内容并不少，有些是通过评论历史人物及政治得失体现出来的，有些则是直接讨论现实问题的。所有这些，体现了学者、思想家的现实关怀。 随着理学向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传播，书院制度也同时传到这些国家，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阵地。一般而言，书院是随着理学的传播而传播的，但有些书院则比儒学的大规模传播更早。比如韩国的白云洞书院，就是在朱子修复白鹿洞书院（1179年）后的第三年仿照白鹿洞书院建成的。这是韩国最早的书院之一。明朝以后，朱子理学及其著作，正式传到韩国，被称为韩国大儒的李退溪，便在陶山书院教授朱子学，并写出了许多有特色的著作。与此同时，其他许多学者也先后创办了书院，对韩国朱子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后来，韩国出现了“儒教”，就是以乡村书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不过，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了解得很少，就不必多谈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