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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虽然不主张向自然界无限制地索取，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如何在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与自然界保持和谐的问题，因而它在民众的社会生活中远没有得到普遍的贯彻落实。实际上，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垦殖的不断扩大，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日趋恶化的过程。……吸取这些历史的教训，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无人口的控制，如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保障，解决人与生态环境协调问题只能是少数思想家的不现实的“理想境界”。[22] 今所要补充的是，如果不实行忠恕之道，不共同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不消除贫困、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根源，那么，在人与人的“交战”中就没有人与自然的“和平”可言。从纵的方面说，保护生态环境也是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如果对我们的后代没有“恻隐之心”，不实行忠恕之道，只顾这一代人的眼前利益，“吃祖宗的饭，断子孙的粮”，那么也就不存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①] 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②] 同上书，第131页。 [③] 同上书，第79页。 [④] 陈荣捷：《仁的概念之开展与欧美之诠释》，载氏著《王阳明与禅》，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18页。本文转引自崔玉军的博士学位论文《陈荣捷与中国哲学在美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4年。 [⑤] 在写于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圣经次经《多比传》中有以“反面方式”表述的“金律”：“你不愿别人对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要对别人做。”在古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中亦有：“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 [⑥] 参见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 [⑦] 潘恩：《人权宣言评述》，王德禄、蒋世和编《人权宣言》，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⑧] 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⑨] 同上书，第265页。 [⑩] 孔汉思、库舍尔：《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11] 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第262页。 [12]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参见氏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3] 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第261页。 [14] 美国《新闻周刊》2004年5月22日文章《双重标准？》，转引自2004年5月25日《参考消息》。 [15] 法国《问题》周刊2004年4月22日文章《美国打赢了反对萨达姆的战争，但永远也打不赢反伊拉克人民的战争——塞缪尔·亨廷顿访谈录》，转引自2004年5月2日《参考消息》。 [16]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 [17] 参见李存山《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发展》，《求是学刊》2002年第1期。 [18] 戴维·J·罗斯科普夫：《即将到来的时代交战》，2004年2月1日《华盛顿邮报》，转引自2004年2月22日《参考消息》。 [19]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页。 [20] 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22页。 [21] 白奚：《儒家的人类中心论及其生态学意义》，《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2期。 [22] 李存山：《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发展》，《哲学研究》1994年第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