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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又是一个政治巨变时期。明代末年，满洲铁骑虎视关外，农民义军风涌海内，而崇祯皇帝在崇祯四年(1631年)到崇祯十年(1637年)四次科考中，连续三次殿试策问“安攘”问题，也足见当时形势之万分危急，无奈只是落日黄昏、大势已定。清军刚刚人关，圈地剃发，汉人反抗剧烈。清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的策问，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处理满汉关系。状元傅以渐也无所隐讳，其称：“在汉固当遵满之廉洁，重其所以律己；在满亦当通汉之委绪，详其所以课人；在汉固当敦满之嵩朴，建真实之业于上；在满亦当辩汉之典则，判是非之介于心。”认为汉人固然应当学习满人的淳朴，满人也应该学习汉人的典则，只要政治清明，自能融合满汉，形成“早成混一，克垂永久”的政治局面。而策问也显示了一代新兴王朝礼贤下士、积极进取的精神。 3．对政治事件的反映 唐光宅二年(685年)乙酉科策士，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此前一年，新寡的武则天先是废掉了中宗李显，立幼子李旦为帝，但不到几个月，李旦又被废，武氏自掌大权。当年策士便是她执政后第一次策问，其中“三微递代”，“五运因循”，明王“革命”，自然为将要实施的以周代唐的计划寻找历史依据，但状元吴师道等人并没有重点论证“五德与三微递变”的合理性。因此，武则天评论此卷“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祗一人。意欲广收其才，通三者并许及第。”武氏虽有“革命”之心，但五年后才以周代唐，自立为皇帝，和这次殿试是不无关系的，因为状元及进士都是当时的精英人物，他们代表了知识阶层，而且当时能够参加殿试的士人背后都有大官僚、权贵等重要政治势力的支持，他们的观点自然基本上相同，这更是武则天所顾虑的。 二 状元殿试卷对社会经济的反映 1．对社会状况的反映 准状元胡铨对南宋初年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生活进行了深刻揭露：“比年以来，丑虏横行，干戈烂漫不息，未尝一年间不战，生民日委顿，四夷日炽肆，天下不知有生之乐”，“士卒死边野之外，妇哭其夫，母哭其子，寡妇弱子抱负轊车，望冤吊哀于千里之外”，自然灾害也是十分严重，“两河淮甸赤地千里，飞蝗蔽天”，面对这种令人痛心的现实，胡铨已忍无可忍，他质问高宗皇帝：“呜呼！天下有善，则归诸己；天下有祸，则归诸天。此何圣人之用心也？” 南宋初年的沉重赋税，也为张九成所揭露：“阳羡、惠山之民，何其被酷之深也！率敛之名，种类闳大，秋苗之外，又有苗头；苗头之外，苗头未已，又行折八；折八未已，又日大姓；大姓竭矣，又日湮实；湮实虚矣，又日均敷；均敷之外，名字未易数也。”赋税名称多如牛毛，而造成的结果又是“前日桑麻沃润，鸡犬相闻，今为狐狸之居，虎豹之宅，苍烟白露，弥望满野”。史载，南宋除“两税制”外，新增的税种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报账钱”、“和预买”、“科配”等等，不一而足，比北宋重好几倍，南宋国土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在绍兴末年，全国总收入就接近一亿贯，而北宋最高额才六千多万，张九成言之不虚，南宋的赋税之重的确是惊人的。 状元姚勉描述了南宋末年江南水灾状况：“有如去岁，叠见重灾，九郡生灵，为鱼鳖之墟，众大民居，为灰烬之地，不加赈恤，民命谓何！”据《浙江灾异简志》载：“(淳祐十二年>六月，建宁府、严、衢、婺、信、台、处、南剑州、邵武军大水，冒城郭，漂室庐，死者万数。”两相印证，可见当时的社会状况。应当指出的是，天灾是和当时腐朽的政治相联系的，因此，与其说南宋灭亡于蒙古人的铁骑，毋宁说是亡于自己的政治腐败。 2．治水工程在状元卷上的反映 明末清初，黄河大堤年久失修，水患异常严重。据统计，康熙元年至五十五年(1662-1716年)决口45次，灾难之重，尤倍于前代。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堰大堤因承受不了黄、淮二水的强大压力而决口30余处，运河大堤崩塌，淮扬地区几个县被水淹没，致使运道不通，漕运受阻。漕运又是清政府的生命线，每年都需要六七千漕船，从江南地区运载四百万石漕粮到京师，这样一来，官俸、兵饷以及居民生活等受到重大影响。据说康熙皇帝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亲自书写挂在宫中的柱子上。殿试策问有关治河的，也在康熙时期最多，共有5次，其中，第一次在康熙九年庚戌科(1670年)，后四次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之间，四次连考同一问题，实为罕见。状元们在策中也提出了中肯的见解，如戴有祺一提出“有治人无治法”，“重其事权，专其职业，听其便宜，无俾有掣肘之虞，久其委任，弗循乎迁转之．格”，李蟠指出应“兼治上流而引之淮”；汪绎认为“今日河工之患，不在河而在淮，不在河之害于北，而在淮之害于南”，指斥某些治河官员“幸其工之不成，而旷日羁时，因之以一利。于是河堤之溃决日报，运道之梗塞日滋”。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当时黄河水患的严重情形，也可察见精英阶层对于治水方法等问题的见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