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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与史之间 回到引言的问题上来，为什么孔门师弟故事的编撰与传播这样重要的文化现象，会被经学史与学术史同时忽略？似乎没有人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从传统经学的立场看，比较直观的原因是，这些故事内容杂驳，思想不纯，不说对孔子的诽谤，就是那些标榜圣人的故事，即使不像《庄子》那样挂羊头卖狗肉，也杂太多私见，与神圣的经传不能等量齐观。因此将其屏闭在经学研究之外，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对现代学术而言，处理传统的学问，最基础或最重要的工作是去伪存真，但这些故事包括儒家所信奉的，是基于传统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揭穿它的虚假，正是学术有成就的表现。前者的标本如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后者则以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工作为代表。虽然两种学问背后的立场相反，但效果却有点不谋而合，即遗忘或轻视这些材料的思想史价值。然而，这种讲述现象一旦进入探讨的视野，它必将丰富我们的思想史或经典思想史图景。经学与经典思想史的区别在于，前者在道统之内理解与判断问题，后者则跨越这种信仰的界限。落实到《论语》的思想史研究，对象便不能囿于论述正宗或规范的思想、学术解释，同时还要考察经典文本发挥作用的土壤与途径，包括被赞扬、传播或批判、抵制的情况。这样，才能有深度地理解经典的历史文化力量[18]。 儒家经典是复数，不是单数。这个经典系统有一个形成与演化的过程。其中，经的意义及不同经书的地位或影响力是有变化的。孔子之前有六经，孔子之后有《论语》及其他与六经相关的传记，甚至还有唐、宋儒力奉的《孟子》及其他经书。但《论语》辑录、编纂至流传、影响，最后成为经书，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论语》成经同六经成经情况非常不同，六经出于官家，虽然内容、作者及成文年代不同，但它“天然”就是经。《论语》同《老子》一样，属私人著述，它要成为经，需要一个被选择或思想竞争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一个表现其经典潜力的过程。分析这个过程的办法，可以把它同六经起作用的方式相比较。以《诗》《书》为例，其发挥影响的途径，分别就是引述、讲述与注疏三种。而注疏是后起的形式，严格地说，是秦汉时期的现象。《诗》学对《左传》引诗情况的研究表明，《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运用，正是其经典作用的表现。证之《论语》，孔子授《诗》《书》礼乐，其授《诗》的方式，也是自己引《诗》或对弟子引《诗》水平的评论。如《学而》：“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八佾》：“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季氏》：“不学《诗》，无以言。”《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等等。《书》经情况也然，《论语》引《书》有3次，分别见之《述而》、《为政》与《宪问》[19]。这类引述，均非后来注疏研究的形式。这意味着，经典的作用其实就是引述与讲述的性质决定的。由此可见，从战国到秦汉，对《论语》的引述与讲述，本身就是《论语》成为经典的条件，同时也是它作为经典发挥作用的表现。至于什么时候被钦定为经书，只是形式的问题。注疏研究的出现，只是在它的经典地位确定之后发生的情形。虽然，引证与讲述都存在不同立场的斗争，但正是这种斗争，说明《论语》的经典地位不是少数人或异想天开，或密室策划的结果。考察这部《论语》的引述或讲述史，是理解完整的《论语》思想史必要的环节。 儒家圣贤的传说，在史实上的真实性，诚然有可疑之处。顾颉刚揭露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要点，包括三层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为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20] 这三层意思，除去第一点外，第二、三点都与本文的论题有关。第二点，传说中的人物，顾颉刚举的例子是舜，但上文所述孔子称圣的过程，从孔子本人、子贡、孟子到韩婴，一路递进，完全合乎“愈放愈大”的规律。钱穆比较过顾颉刚与康有为“疑古”的区别，认为后者断定古史是蓄意“造伪”的，前者则以为是自然“演进”的[21]。证之本文分析的例子，“造伪”与“演进”两种现象是并存的。尊儒者所讲“演进”的成份多，而非儒者“造伪”的机会大。从历史的观点看，演进比造伪的故事，影响更深远。康有为喜言造伪，他所杜撰的孔子“托古改制”故事，生命力自然不强。 关于第三点，可以用真实的历史与被接受的历史的区分来表述。不仅古史，任何时代的历史都可以进行这种区分，只不过真实的历史可以用完全不知道，或所知道者不多来界定，而所谓知道的历史就是被接受或相信的历史而已。被接受的历史很可能就是自以为知道，然而包含有假的信息的历史叙述。以文化的眼光看，它不因有假而失去意义。知道与相信略有不同，知道是掌握了相关的信息，相信则是将它变成一种信念。就可靠性而言，新出土的传说中提及过的文献，与同一文本的传世文献相比，自然有更高的史料价值，但对塑造传统而言，传世文献贡献显然更大。关于演化了的儒家圣贤的故事，它的传述过程本身就是这些图象符号所负载的价值信念传播的过程。在这种交替传述中，思想在超验的层次上流动，并不断形成一个与经验现实相对照的世界，影响与塑造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汉书·东方朔传》记东方朔奉承君上“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时说：“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贡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蘧伯玉为太傅，孔父为詹事，叔孙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侯。”一口气列了三十多位古人，名单包括前《论语》时代与《论语》时代的经典人物，其中大部分在《论语》中被传述甚至直接出场。称为经典人物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出现在经典中，而且形成某种经典人格，从而成为特定的社会政治角色的典范。东方朔的说法博得皇上的欢心，表明君臣对被举譬的人物形象的共同认可。这些人物形象就成为塑造传统政治生活的精神力量。《论语》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中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正是孔子对古代经典《诗》《书》的传授，形成《论语》本身的思想力量，使得《论语》有机会进入经典的行列，从而进一步成为进入儒家经典世界的基本门径。 简言之，经典、圣贤与历史，是理解传统的三项不可分割的要素。在康有为最后一次关于孔子故事的编纂失败以后，现代学人追寻传统精神文化的努力，应该落在对三者关系的构造性解读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