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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使依经而论成为汉代文士对社会文化发展施加积极影响的唯一选择。因此,在以经学为理论基础、思想前提和意识形态语境的有汉一代,那场旷日持久的屈骚评论,也自然采取依经而论的话语方式。然而,经学自身在汉代也是在不断的矛盾斗争中向前演进的,其中既有今文经学内部之争,又有今古文经学之争,亦有经纬之争。在经学化被动思维模式的主导下,不同学派的经学思想及其所衍射出的基本精神,制约着汉人屈骚评论的发展,促使其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 首先,今文经学的纷争导致汉人对屈骚的价值取向的论争。 西汉发生了两次今文经学内部的论争,先后使公羊、谷梁两个今文学派占据了话语领域中的权威地位。武帝独尊公羊,刘安、司马迁虽非经学家,但明显受到公羊学思想的制约和影响。刘安自不必说,其《离骚传》就是为竭力迎合汉武帝尊儒的思想倾向而作出的历史阐释。司马迁也曾有向今文经学创始人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的经历。因此,二人在以法治而不以“仁义”为核心的公羊学派思想的导引下,从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出发,着重强调屈原忠贞正直的品格及其贤明的治世才能,这既是汉武帝所期待和倡导的,也是时代所需要的精神。至宣帝时,《谷梁》异军突起,占据了话语领域的主导地位。《谷梁传》“借事明义”,强调礼制,重视宗法,这对于挽救渐趋末世的经学颓废思潮和日益松散的宗法政治体制,则有一定的时代作用。《谷梁》的这种思想到了东汉时的《白虎通》则更加完备与确定,并以国家法典的形式确定下来。于是,在以德行而不是以智术显于当世的谷梁学派思想的导引下,汉人对屈骚的价值取向便从对屈原品格的推崇,逐渐转向对屈原进行政治伦理道德的评判。从儒家伦理道德出发,扬雄认为屈原缺乏生存的智慧;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乃是“狂狷景行之士”。即使极力维护屈原的王逸,也是以儒家的道德仁义来评价屈原,对班固的批判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然而,无论是汉武之世对屈原的定位集中于德与能,亦或汉宣之后对屈原进行伦理道德的评判,无不是汉人通骚致用的政治诉求的具体体现。 其次,古文经学的郁兴促使汉人对屈骚的认知方式的变化。 自西汉后期刘歆等人发起经今古文之争开始,古文经学因其内在的学术理性精神而逐渐为士人所接受和推重。到了东汉时代,古文经学的研习日益繁荣、兴盛,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居于压倒今文经学的优势。而以保持朴学传统、注重训诂和史实、较少迷信成分为总体特征的古文经学所衍射出的理性精神,亦反映到汉人对屈骚的评论上,促使汉人对屈骚的认知方式从心灵感受向理性批评转化。 刘安、司马迁均以感同身受和心灵体悟的方式去解读屈原作《离骚》的心理动因,指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一个“怨”字,既沟通了评论者与创作者的心灵,又标示出浑浊之世的独立的人格力量。他们正是通过对屈骚的解读达到对自我命运的深刻洞察和深切哀叹,又是以自己的生命感悟去理解、认识和评价屈原。然而古文经学的郁兴,使得屈骚评论由先前的同情与共鸣转向理性评判,扬雄、班固、王逸对屈骚的褒扬亦或贬抑无不是将个人情感的体悟纳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 不仅如此,在今文经学思想的制约下,汉人对非出自圣人之手的《离骚》的认知方式,是把其与儒家经典相对读,确立其正当性,进而肯定其具有“经”的性质。然而两汉之际,古文经学的异军突起打破了今文经学非“五经”不得称“经”,非圣人不敢作“经”的格局,“经”不再是万世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更动和发展的。正是在这经学变古的时代,汉人对屈骚的认知方式发生了变化,把《离骚》亦称为“经”。王充《论衡·案书》中就有“《离骚》之经”的提法,东汉安帝时期的王逸尊《离骚》为经,不仅对《楚辞》文本的阐释采用了源于西汉今文经学,对经、传进行逐章逐句逐字解释的“章句”形式,并在《楚辞章句》中,专门训解“离骚经”三字旨意,而且王逸《楚辞章句》大致采取了古文经学《毛诗》的注释体例,“依经立义”,对屈骚精神给予合乎经义的经学阐释,确立了屈骚的经典地位。 最后,经学的谶纬化致使汉人对屈骚的诠释目的的调整。 汉代经学的衰微从西汉末年谶纬泛滥中即已初露端倪。兴盛于哀平之世的以神学迷信为主要特征的谶纬之学,在王莽的摄政、代汉的全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正是看到了谶纬的思想力量,到了东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从而使谶纬几乎取代了今文经学在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对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学术的方方面面都造成极大影响,大有取代经学成为学术正宗之势。但谶纬的神学倾向不仅与古文经学相悖,而且从本质上说,也是与今文经学世俗化的学术品格相违背的。因而伴随着政治地位的快速提升,特别是当它被光武帝宣布为国宪之后,谶纬之学与正统经学的矛盾也就愈加尖锐起来。 经纬之争也致使汉人对屈骚的诠释目的,由强调儒家的讽谏功能转向强调去伪求真,以抨击经学的谶纬化。西汉刘安作《离骚传》,认为《离骚》兼《诗》之风雅,深得《诗经》委婉托讽精神;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中的文字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评价,并且更加强调屈原作品的“讽谏”性质,《史记·太史公自序》:“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然而,西汉末年以降,经学的谶纬化使“证实以致用”的儒经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加之从屈骚发展而来的汉赋,已逐渐“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因此,从批判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强调去伪求真的思想出发,扬雄、班固对屈原作品中大量借以抒怀的神话传说和奇谲瑰伟的艺术想象加以贬抑。 扬雄认为屈骚“过以浮”“蹈云天”;班固认为屈骚“多称昆仑冥婚,毖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二人对屈骚中的神话传说、超现实的虚构和想象等内容所表现出的不满,正是出于对以虚妄为特征的谶纬神学的批判。 综上所见,经学所具有的统摄性、弥散性、普遍性的文化力量,必然使其从制度层面、意识形态层面对屈骚评论主体及屈骚评论的意义生成产生制约和影响,从中也使我们深切的体悟到汉代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文教制度的整体构想中,对文化创造进行规范的努力。 （作者：王凯波 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