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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第三代新儒家的学术努力 牟宗三将现代新儒学推向高潮。在他之后，儒学阵营里至今没有出现一位上述意义上的哲学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以杜维明、成中英等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承担起了前辈们的志愿，以深厚的中西学术功底和更加开阔的视野，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将儒学精神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功不可没。他们有关儒学发展前景的见解，也体现了将儒学现代化和世界化的特点。 作为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与儒学讲座教授和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多年来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儒家风范，立足于美国，往来于北美、西欧、中东、东亚和南亚之间，坚持不懈地拓展儒学事业，传播儒家文明，影响了众多的东西方学者和学生。他的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2001年，他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邀请，参加知名人士小组，代表儒家参与世界各文明之间的对话。近年来，他研究的重点是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启蒙反思和儒学创新这四个论域。 杜维明的儒学创新理论是和儒学第三期发展学说相辅相成的。可以说，牟宗三之后倡导儒学第三期发展最不遗余力者，莫过于杜维明。所以人们相当然地认为，杜的第三期，就是牟的第三期。这是一个误会。其实，二者有明显的差异。首先，出发点不同。如上所述，牟的出发点是“吾人今日遭遇此生死之试验”一语所隐含的儒学的自救和护教。而杜维明则说：“对西方现代文明所提出的挑战作出创造性的回应正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起点。”[10]其次，内容不同。牟以“内圣开出新外王”为基本内容，也就是说来自西方的资源主要是民主和科学。杜认为，除了民主和科学之外，“西方思想对儒学的挑战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第一是超越精神的层次，也就是基督教所代表的文化方向，同样地犹太教及回教都是属于这一系统的宗教；第二是社会的层次，是社会建构的问题。目前对东方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第三是心理的层次，是弗洛伊德古典心理学及继之而起的心理分析学。”[11]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二者的断代时间不同。牟认为现代新儒学已经属于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而杜所讨论的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就是说，第三期至今并没有到来。在他看来，“儒学第三期的发展，大概至少也得100年后才能看出某些比较明显的迹象。”[12]这种眼光是高远的和冷静的。 作为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和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创办了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易经学会和《国际中国哲学季刊》（英文），为推动中国哲学在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和发展以及东西方学术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成中英就投入中国哲学的重建工作。1985年，他出版《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一书，系统阐述了其独到见解。成中英有关儒学创新的最新见解，是他于九十年代提出的“新新儒学”之说。 虽然我们将成中英列为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但他本人并不认同新儒家的学统，甚至对第一代的梁漱溟、熊十力等和第二代的唐君毅、牟宗三等都有所批判。他说，现代新儒家“未能系统地掌握古典性与现代性的要点对照是一根本的缺失。往往以一概全，往往画地自限，故步自封，整合未成而先下结论，都是当代新儒家内在理性的或方法论上的缺点。至于径在道德理性一条鞭的基础上对治科学与民主两课题犹不能解决所有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其失在未能窥知本体理性的包容性与一体多元性而善加利用。总结当代新儒学的重大缺失为未能正确地掌握全局，未能深入西方传统，未能知此知彼，也因之未能自我全面反思，未能自我全面深度批判，未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与经世致用的战略要点。” 当然，成中英也不赞成牟宗三和杜维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说，而另外提出了“儒学发展五阶段论”。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为第二阶段，宋明新儒家为第三阶段，清代为第四阶段，现代新儒家为第五阶段。他指出，第五阶段的发展“应该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教训，扩大眼光，吸取新知，开拓资源，面对政经文三大领域进行持续的整合与创造。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面对中西方或东西方的两大文化体系进行理解与把握，以切入知识与行为双向的全面整合与逐步融合”；“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而再出发。此有两重点：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新新儒学必须面对仍在科技发展变化中的西方全面的理解、全面的分析、全面的反思，并在体、用、学、思、知、行、法、策等方面都进行重整。”他认为，新新儒学既要体现中国古典性，又要体现西方现代性。[13]从这些表述看，新新儒学无疑是朝着儒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