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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校取消晚托班以来，白领妈妈邓文枫每天下午一到四点半就开始拨打儿子的手机，询问有没有到家。现在十岁的儿子成了挂钥匙的孩子，虽然每天能够自己乘公交车回家，但到家之后孩子的监管问题仍然困扰着夫妇俩。在邓文枫周围，同样承受“四点半压力”的家长不在少数。 一项由全市6500多户家庭参与的关于“上海父母四点半压力”的调查也显示，有78.31%受访家长表示，学校取消晚托班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超过三成的家长认为“影响很大”。有近六成家长坦言，最大的压力来自“孩子提前回家后的监管问题”。为应对压力，家长们费尽心思，如请钟点工接送孩子、给孩子报更多兴趣班，实在没有办法的家长只好请假出来先把孩子接回家。 虽然各有各的应对之策，但家长们还是希望能有人来帮他们一把，对于“是否会把孩子送到社会办的各种晚托班？”有68.64%的家长选择了“会”。60.92%的家长表示能够接受每月450元以下的收费。对于“放学后孩子应该做些什么？”55.18%的家长选择“多学点课外知识，培养更多技能”，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注重孩子课余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不是停留在做作业的传统思路上。 家长们的烦恼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昨天，一场“四点半小课桌研讨会”引来各路专家献计献策。上海必胜客有限公司曾于2006年在徐汇区康健社区尝试开办“四点半小课桌·快乐新课堂”，30名一到三年级的小学生每天四点半后可以享用主办单位提供的“免费大餐”——一项为期三个月的“七项多元智能课程”。今年他们在此基础上又将新增一到两个社区进行试点，并引入交大昂立教育无偿提供的师资和课程。 上海师范大学社区教育专家黄云龙认为，这一“政府主导—社会支持—专业教育机构执行”的晚托班模式值得提倡和推广。他呼吁有更多社会力量都来关注和援助小学生课余教育问题，希望有更多社会机构积极探索符合上海家庭特点的学生课余活动模式，同步解决家长的烦恼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问题。 本报记者 王柏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