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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桂子山上，最早进行经典解释专门研究的是周光庆先生。早年，他和我站在桂子山西区的道旁聊经典解释研究的沉醉情景宛如目前，然光阴倏忽之间竟逾十载。那时候周先生独自支撑，不念孤寂而奋力前行，有系列论文先后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在内的刊物发表，引起学人的热切关注。但我总觉得一个新学术领域的开拓，不是个人力量所能及，而需要有一些相帮者参与其事。后来，周先生的《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在中华书局出版，为此我写过一篇题为“中国古典解释之‘学’的开启与探寻”的小文，文章最后说： “深厚的中国古典解释学筚路蓝缕，无所依傍，作者在古典解释之‘学’上开启与探寻，做了艰苦而扎实的工作，这对古典解释之‘学’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助于他希望的中国古典解释学以独特的风采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果然，其后国内学界的经典解释学研究渐显云蒸霞蔚的态势，即使在桂子山上，周先生的经典解释学研究也不再是踽踽独行。这不，他的博士弟子曹海东的《朱熹经典解释学研究》近期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这部近30万字的经典解释的个案研究著作，给我很兴奋的感觉。几年前周先生也有朱熹经典解释方 面的研究文章发表，但那时周先生的兴趣还集中在大经典即多人多种经典的解释上，无暇对朱熹经典解释进行更多的研究，从而给他的弟子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而在曹海东之前，除周先生外，也还有人对朱熹的经典解释学作过研究，如邹其昌的《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但不像曹海东对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研究全面而系统。 曹海东对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研究有着明确的用心，他在该书的引言中说： “本书是想在认真考察、检视朱熹的经典解释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发掘、董理其经典解释学的原始零散材料，尽量使之整体化、有序化；较为深入地发揭、阐释其经典解释学的思想内涵，尽量使之学理化、现代化；较为系统地爬梳、建构其经典解释学的思想理路，尽量使之明晰化、体系化。通过这些方面的工作，欲使今人能比较全面、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朱熹经典解释学的主要内涵和独特价值。”这意味着他非常自觉地为该书竖起了一根标杆，他必须达标才算基本完成这一研究。曹海东为此耿耿于心，覃研经年，他在该书的“后记”中也提到了为实现这一目标所进行的艰苦努力。 在中国经典解释上，身居南宋的朱熹是一个让无数学人仰视的人物，像他的《诗集传》《四书集注》都是研习经典者案头不可或缺的著作。尤其是《四书集注》自元代延祜年问以后，更成为科考士子的读本。同时，朱熹又是最自觉地关注并且阐述应该如何读书或者说如何读经典的人，一部卷帙浩繁的《朱子语类》，几可被视为经典的阅读指南。这给曹海东提供了研究的可能，也带来了爬梳的困难。他想把朱熹的经典解释学整体化、有序化、学理化、现代化、明晰化、体系化，实在是非下大功夫不可。不过，这“六化”在我看来主要是体系化、明晰化、学理化和现代化。 就“体系化”而言，该书从朱熹的经典意义论人手，把经典的文面含义、深层意蕴、延伸意义一一道来，进而阐发经典意义的差异与同一、可解与不可解、主导与从属等特性以及经典意义和语言之间的关系。这看似很平常的研究顺序，实际上却是学人研究循序渐进的阶梯。曹海东从这里走进去，深入探讨，让读者看到了朱熹的经典理解论、朱熹解释方法的形成、朱熹解经的具体方法、朱熹经典解释原则及其他，并以此构成了他对朱熹经典解释学研究的完整体系。这一体系既涉及朱熹对经典解释的深层思考，又涉及朱熹的经典解释实践，前者关乎经典解释的理论原则，后者则与学人的阅读活动紧密相系。在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心态早有传统的情况下，这无形中赋予了本书研究现代化的意义。同时，可以看到曹海东构建的这一体系中，关键词是他书名所标示的“经典解释”，他围绕这一理论核心，考察朱熹是怎样走进经典，又怎样走出了经典，把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和把握外化为一般性的解释方法和原则，从而使他的论述圆融为一。而这个统一体，曹海东很有创见地认为是朱熹理学思想体系建构的凭借，从而体悟到了朱熹经典解释学更深广的意义。 就“明晰化”而论，该书做得相当不错，特别是在对朱熹思想理路的清理、阐发上，能够由表及里，揭其奥旨。该书有云： “朱熹经典解释学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范畴，往往没有明确的界定，其内涵一般比较模糊；一些重要的思想命题，也往往是以一一种简约平易的言语、一种如话家常的方式出之，缺少严密而充分的逻辑论证和形上说明。” (引言)这点刚好又是朱熹经典解释学的基本特征。其中朱熹经典解释学的El语化形态，是导致他理论的内涵模糊、没有界定等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者有必要发其深微，彰其精蕴。曹海东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如梳理出来的“理解”这一概念，在朱熹的著述和语录中，有理会、晓解、解、解悟、识得、领会、认取等语言表述形式，这实在需要甄别和重新界定。曹海东拈出朱熹的“理会”等词，审视它们的意义指向，然后以朱熹所言为证，逐一明确地指出朱熹是以“理会”等词表示“理解”，并归结道： “以朱熹的诠说而论，理解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也是人们认识、把握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各种现象及其意义的一种活动或过程。” (第二章)在这样的论述中，曹海东以广泛而翔实地征引朱熹的言论作为依据，决不作浮泛架空之论。即使在提炼朱熹经典解释学的求真性原则、创发性原则、渐进性原则、融通性原则、深透性原则、崇理性原则时，也是如此。 就“学理化”而论，主要体现在对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理论概括和学理化阐释上。朱熹一生虽致力于经典解释实践，撰有《诗集传》《四书集注》等解经名著，并对经典解释问题时有所论，但他并没有全面总结自己的经典解释思想和解释方法，把它上升为系统的解释理论。因此，曹海东在把朱熹的经典解释学学理化的时候，十分有必要融会贯通，对朱熹的经典解释实践进行分析总结，对朱熹零碎的解释思想进行综理抽绎，从中概括出基本的解释理论，并给以学理化的阐 释和说明。正是在学理化的思想指导之下，他在讨论朱熹的经典解释方法时，首先有意识地结合朱熹的相关论述，回溯与检讨汉、宋儒者的解经方法，论其优劣得失；然后指出朱熹兼采汉、宋儒者解经之长形成自己新的解经方法，并据朱熹所论与所用，将其解经方法概括为“以训诂考据为基础的小学解释与以阐发儒道为宗的义理解释相结合的根本方法” (第三章)；最后沿波讨源，对朱熹所构建的解经新方法作了更深层次的探究和阐释，认为它具有特定的哲学思想基础，这就是孔子哲学的“下学上达”说，从而使朱熹的经典解释方法显得渊源有自，根基坚实。 就“现代化”而论，曹海东在该书中是有意识地让朱熹的经典解释理论走向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对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现代阐释，其中包括曹海东的当下理解和 {入西方阐释学审视朱熹经典解释的现代意义。说来，作为南宋理学大师的朱熹距今已近千年，无论曹海东怎样去理解并再述朱熹的经典解释理论，都不可能还原、复制出朱熹的经典解释学本色。因为曹海东作为研究者，语言、思维及其表达方式已经不可逆转地现代化了。问题是在这一现代化的进程中，怎样能够不失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精神。在这里，曹海东固然运用着现代话语形式，但更注意现代的认识论原则，并参照西方现代解释学的基本理论作深入的阐发。于是，读者可以在他的书中发现一连串西方哲人(如施莱马尔赫、伽达默尔、赫施、贝蒂等)及其著作的名字。但曹海东没有生硬地套用他们的理论，而是通过理论参照让读者同时感受东西方解释学的同异。如他用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说来看朱熹对“以意逆志”的理解，用朱熹的“体认”、“体验”说比照狄泰尔说的“解释者通过把他自己的生命性仿佛试验性地置于历史背景之中，⋯⋯ 在自身中引起一种对陌生生命的模仿” (第四章)。朱熹经典解释学的现代化在这样的论述中，很自然地得到某种实现。同时，曹海东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当代国内学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当代国内学人研究的批评或引证，也是他让朱熹经典解释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该书达到上述的研究境界，当然和曹海东选择的研究方法有不可分的联系。他说自己在该书中主要采用了四种研究方法：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分析与综合的结合，历史实证与理论阐释的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结合，比较研究。这四种方法其实是常见的学术研究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实证。曹海东正是牢牢把握历史实证，使其他研究方法得以成立和开展。同时有专家说，曹海东的论述“观点、结论新意叠见” (序)，对此我很有同感，曹海东的确在该书中展示了朱熹经典解释学的主体形态，并由此生发出了诸多新人耳目的见解，体现了他对朱熹经典解释学开拓的力度。不过，曹海东做的只是个案研究，我会继续期待新的经典解释学著述问世，以便更深入地领略经典解释学的风采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作者简介：阮忠．著名学者，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