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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代新儒家的学者中，徐复观可谓情况比较特殊，他半生从政，1946年五十岁之后才以少将衔退役，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宣传新儒家的学说。在他的后半生，他写作并出版了十几部学术专著、论文集，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和杂文，是第二代新儒家学者中比较有成就的学者。 徐复观一生最佩服新儒家的开山祖师熊十力。他于1943年在重庆北培勉仁书院以军人的身分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氏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以不高兴的神气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于是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他不太满意的地方。熊十力未听完便怨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这一骂，骂得徐复观这个陆军少将目瞪口呆。脑筋里乱转着，原来这位先生骂人骂得这样凶!原来他读书读得这样熟!原来读书是要先读出每部书的意义！正如徐复观后来回忆时所说，这对他是起死回生的一骂。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这次见面对其后半生的影响甚巨，从此使他决心步入学术之门。 或许是从政的经历所起作用，徐复观比起其他新儒家的学者来，相对说来比较开明。可以说，他是新儒家阵营中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最力和为民主呐喊最勤的一位。他虽然不赞成把他纳入一般的自由主义者，但他确实自称自己的思想是"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他在坚持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论学的同时，在涉及到政治问题时，他的基本态度大体可以归为自由主义的原则。所以有人说，徐复观是以自由主义论政，以保守主义论学。这大体反映了徐氏思想的两个方面。 和其他的新儒家学者相比，徐复观的学术成就不是对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作出多少新的理论阐发，而是比较多、比较系统地进行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先秦、两汉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这是其他新儒家学者较少留意的地方。正是通过这种研究，徐复观的思想就比较多的带有历史学者的色彩，比较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尽管这种看法也不免带有新儒家学者的偏见。他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的专制政治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些歪曲、变形，但是这只能说是专制政治压歪了并阻止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怎么能倒过来说儒家思想是专制的护身符呢。而且，儒家思想在长期的适应、歪曲中，仍能修正缓和专制制度的毒害，不断给予社会人生以正常的方向和信心，因而使中华民族度过了许多黑暗时代，这乃由于先秦儒家立基于道德理性的人性所建立起来的道德精神的伟大力量。研究思想史的人，应就具体的材料，透入于儒家思想的内部以把握其本来面目。 在徐复观看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发现那些好的东西，发现中国文化中可以和民主政治相衔接的地方。因此徐复观对那些对中国文化持严厉批评态度的人深不以为然。他在《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中说，这些年来谈中国文化的人士，不论站在正面或反面的立场，都忽略了文化性格上的不同，而仅拿同一的尺度去夸张附会。凡说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这是拿西方的文化做尺度去衡量中国文化；凡说中国文化是超越的，这是拿中国的文化尺度去衡量西方文化。殊不知以一个尺度去衡量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恐怕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鉴于此，徐复观对近代以来不遗余力批判中国文化、低毁中国文化、肆意贬低中国文化的学者极为不满，以为目前中国所需要的一种精神自觉的运动就是要对中国文化有重新的再肯定。对中国文化之再肯定，只是精神觉醒的自然流露，只是觉醒的起点。人类历史中，只看见有的民族消灭了，但其民族的文化却依然有另一个民族所传承而不绝的事实。断乎没有民族未消灭，便首先会消灭其自身所创造的文化。人一生下来即浸润于其自身文化之中，任何人都不能自外。采取纯否定态度的人，实际在他的生活中，并不能将其完全否定掉，而只是由他这种缺乏自觉之情，反而使自己无形中站在文化坏的方面。现在一笔抹煞中国文化的人，其上焉者，多半是中国型的文人习气；下焉者，只是中国型的无赖之徒。只有自觉地先承认自己文化，才能站在自己的文化的好的一方面。同时，对于自己的文化有一副真诚的良好的态度，则对于为人类所分工成就的其他文化，也自然会有一副真诚的良好态度，没有不努力加以追求吸收之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