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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雷颐 “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日本近代化之父”涩泽荣一先生以自己数十年亲身经历和直接体验，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论述了“论语”与“算盘”的关系。 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是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可称作小聪明，绝不是真正的商才。涩泽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他对孔子的财富观作了一番论证和说明。 近代中国与日本不同，当面临近代化挑战、社会需要“变法转型”时，掌控话语权的“理论家”便完全以“论语”来排斥“算盘”。对中国要不要引进大机器生产，这些“理论家”们坚决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他们根据“论语”，认为“民劳则善心生”，科学技术被说成是使人懒惰狡诈、贪财噬利、人心变坏、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只有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 传统、经典的“真理”或“实在意义”是在权威阐释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在近代日本和中国的不同阐释和实践中，同一部“论语”便具有了不同的“真理”或“实在意义”。日本对“论语”的阐释拉近了它与“算盘”的距离，而在近代中国语境中，依然具有决定某种事物是否有“合法性”权威意义的“论语”却被如此阐释。这种阐释不说进一步扩大了“论语”与“算盘”的距离，至少是使二者的距离更加僵化固化，更难接近了。 别水/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