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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极泰来。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命脉之所寄，一个伟大的民族也不可能没有一个适应自己本民族的教化民众的道德教化制度，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也不可能是仅针对少数人的文化，伟大的文化必定是源于对这个民族所面临现实问题的解决、源于对这个民族普通民众道德问题解决的文化，一个失去对普通民众教化的文化必不能达“极高明而道中庸”之界。当中国经过160多年的社会动荡，旧的有效的教化民众儒教制度被打破，21世纪的中国民众需要一个切其内心深处的道德教化方式，否则中华民族必是一个没有精神创造力的民族，一个没有严格社会道德规范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大众没有严格道德约束的民族。 周礼崩，出孔子，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郁郁文哉，吾从周”。终建立起有别于仅把“艺能做为进身之途辙”的儒学，一种行仁义于天下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君子儒学。 160多年的社会动荡，中国失去了固有的教化民众的制度化的儒教，失去了教化民众的有效的道德教化形式。当今中国需要再有一次如同孔子、董仲舒、韩愈、朱子、王阳明那样一次伟大的文化创化。 肇始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的新儒学，后经牟宗三、唐君毅及众多大陆学者之发韧努力，新儒学在海内外华人界已形成较大影响。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新儒学学者源于传统、汲取西方文明成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当今新儒学之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努力在社会层面上尚未显示出教化大众的意义，这就需要今日新儒学学者及其它一切信奉儒家思想的士人，进行大量艰苦卓绝的努力，转变观念，对传统儒教进行一次制度化的伟大变革，以解决12亿中国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问题。因为一种文化若没有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保障其对社会大众的影响，这一文化只能是大学里象牙塔的文化，而非是这个民族进行精神创造的源泉，非是这个民族道德的依据。若此，这个民族的文化因丧失了其对大众道德的关注，丧失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则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上必丧失其发展的源动力。 历史上的中国儒教非如基督教那样有着自己独立于王权的大一统教庭，今日儒家之发展不可能、也不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大一统的教庭，但今日中国需要一个有效的道德教化组织制度。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但这只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开始，中华民族的文化史永远都是在如孔子般伟大的创化中向前发展的，历史永远都是在继承历史中不断开始的。今天中国仍需要孔子般伟人，以为中国建立起适应中国民众的道德礼仪教化形式。 21世纪的中国，面临的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复兴既需要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更需要12亿中国民众需要有严格的道德约束与道德自律。没有严格道德自律与严格约束的民族，必是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没有严格道德自律与严格道德约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没有根基的复兴。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来创造的。儒家思想是否能在21世纪为中国民众的道德教化起到良好的积极作用？这一切皆需要士人的努力。 任重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 [1] 《马太福音》，第22章，第37—40节。 [2] 《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6页。 [3] 同上，第179页。 [4] 同上 3 《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96页。 1《壶里春秋》朱维铮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90页。 作者高予远，1963年生，哲学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深圳 5180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