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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简要回顾当使我们明白，不是康有为要把儒家搞成一个教，而是梁启超首先否认儒教是宗教，并且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使现代中国学术界普遍接受了儒教非教说。 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现在不存在了。要创建我们新的文化，有必要重提儒教是教说，以便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正确利用这份丰厚的文化资源。 三 儒教是教说的理论意义，归结到一点，首先就是它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恢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貌。 比如现在不少权威性的文章和论断都认为，基督教是信上帝的，上帝是基督教的。然而实际情形是，“上帝”是中国人的，是儒教的。而基督教把他们的God译为“上帝”是否恰当，至今在基督教世界仍然是个争论的问题。 与此相关，现在讨论甚多的“天人合一”问题，参与讨论者几乎都认为这是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命题。然而，《四库全书》所载数百条“天人合一”资料，没有一处是讲人和自然关系的。因为天人合一中的“天”，并不是我们望文生义所理解的“自然”。 儒教是教说的第二个意义，是为一般宗教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从原始宗教一直连续成长、成熟的宗教典型。 宗教学诞生在欧洲，其背景完全是基督教。而基督教是一个在本土未能正常发展的宗教。它在本土以外的传播，同时也消灭和替代了当地的宗教，因而也造成了这些民族和地区宗教文化的断裂。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宗教，也往往经过了不同程度的断裂。这就给我们完整地理解宗教，正确地理解相关的宗教文献，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障碍。比如把所有的神祇都理解为精神性的存在，就是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宗教学所产生的基本失误。这个失误，就像经济学在价值问题上的失误一样，带有根本的性质。而儒教，将为理解神祇观念的历史发展、完整正确地理解宗教，提供较为充分的依据。 儒教是教说的第三个意义，是说明了人类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的发展，都具有不可避免的普遍法则。各民族之间，发展的快慢，发展的形式，可以千差万别，基本的过程，必经的阶段，都不可或缺。在古代，中国也不可能成为无宗教国。因而对于一般历史学和社会学理论，也将提供一个举足轻重的典型案例。四 有人认为，儒教是教说的提出是为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这是对儒教是教说的最大误解。假如不说儒教是教，是否就可以全盘肯定了呢？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其他国家和民族，他们的传统文化，也都是在宗教观念统治下的文化。在他们那里，也同样存在批判继承问题。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延续他们的传统文化，也不可能完全否定他们的传统文化。 无论是否承认儒教是教，面对传统文化，都有一个批判继承的问题，继承优秀成果，批判封建主义。儒教是教说只是提醒人们，在批判继承中，要认清对象，正确弃取。 儒教之争是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重大学术问题，也是关系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重大问题。传统文化是我们今天建设新文化的重要资源，要很好地利用这份资源，首先必须正确认识这份资源。“儒教是教说”为正确认识这份资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且从它的主张者看来，是一个正确的视角。 从1905年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开始，标志着儒教的理论部分已经被它的掌门人抛弃了；1911年革命以后，新的共和国不祭天、不祭孔，标志着儒教最重要的实践部分随着它所依附的政权的倒闭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把儒教称为“孔家店”的话，则孔家店不是被别人打倒的，而首先是被自己的掌门人抛弃的。抛弃的原因，就是因为儒教不仅不能维护它所依附的政权、也就是它的掌门人的安全，更不能挽救中国面临的危机，维护中国的安全，使中国走向富强。 儒教曾经容纳过中国古人的许多优秀文明成果，或者说，中国古代主要的优秀文明成果，是在儒教的形式中发展的。但是历史到了这一时期，儒教已经不能再容纳新的文明成果，甚至不能再保持中华民族的安全。为自保计，为发展计，中国抛弃了儒教，迎来了中国的新生。中国人从最新的思想成果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终于从混乱走向秩序，从贫弱走向富强。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当然主要是从儒教所留下的思想遗产中，吸收思想营养，为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变得更加美好，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企图用儒教救国救世，那么，对这种主张最好的评价，也只能说，那不过是近百年来许多人都曾经作过的或真诚或虚假的不能实现的幻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