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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通才的涌现与衰微 在晚清民国，即便某一段时间西风强盛，甚至主张“全盘欧化”，也有学者提出“与西学互相沟通”，融合中西文化。可以说，这是百年国学的又一个主旋律。 王国维认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即便如此，西学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影响着中国。在西学的冲击下，过去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正一步步退出历史的舞台，从晚清开始，新的学科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标准建立的。中国传统讲求博通之学，培养通才，已无落脚点，影响持续至今。 1925年，吴宓出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当年9月，面对入校学生，他发表开学演说，提出国学院“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乃为中国培养通才硕学”。在当时的情境下，提出培养“通才硕学”，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门学者，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 吴宓聘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担任导师，世人誉为“清华四大导师”。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清华国学院招收74名学生，其中涌现出陆侃如、王力、谢国桢、蒋天枢等大批名家，成为一个“学术神话”。 钱穆一生秉承对中国传统的坚守，致力于培养通才。在《中国学术通义》序言中，他提出：“中国传统，重视其人所为之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 陆懋德是清华大学历史系首任系主任，他提出要造就“中西并重”的全才。1942年，对于国学，他却大失所望：“民国以来，治国学者，多循一时之尚，而入于琐碎考证之学，故三十年之结果，竟无全才可用。” 这一文化失落，从未停止。2009年，新清华国学院成立，对于“专才”与“通才”，该院副院长、学者刘东在《道术与天下》一书中痛陈道：“打个比方，如果人类的知识构成，在任何堪称正常的传统社会，其所谓‘专’和‘通’或‘约’与‘博’的比例，大概都只会是三七开，那么，到了工业革命以后，这两种学识间的比例，就率先从西方开始滑坡，逐渐发展到了五五开、甚至六四开；按说，这样的一种现象，已经是够不正常的了——而我们竟还要变本加厉，基于对西方文明的偏颇总结，继续朝一个明显的偏向滑落，终于滑到了七三开、八二开，甚至九一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