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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废之争到书单之争 1918年11月，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对“保存国粹”表达质疑，认为一国独有的事物未必是好东西，不一定值得保存。他讽刺道：“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学者们对国学时有论争，简单来说，是传统与反传统的立场的对立。鲁迅反传统，自然有人拥护传统。其中，“书目之争”横跨数年，胡适、梁启超、吴稚晖、梁实秋等人加入论争，最具有代表性。 应《清华周刊》记者的邀请，1923年，胡适为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清华学生列出“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便学生在短时间了解国故常识。他开出的书目分为“工具”、“思想史”、“文学史”三个部分：14种工具书中甚至包括《世界大事年表》、《佛学大辞典》；思想史书目有92种，以先秦诸子、佛经、理学为主，时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作品也收录其中，还包含胡适本人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文学史书目有78部，其中“历来被视为俚俗低下的元曲、杂剧、传奇、话本、小说也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胡适认为，这一书目不仅私人可用，“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 没想到，胡适列出的书单，连邀请者都提出质疑，认为所涉国学范围太窄，“思想史与文学史便是代表国学吗？”，转而邀请梁启超。梁任公批评胡适开列的书单“文不对题”，更惊讶胡适的书目里竟然没有史书，“不见《尚书》、《史记》、《资治通鉴》的踪影”，而梁启超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他新开了一个国学入门书目，范围广，说明精要，不仅在当时反响热烈，时至今日，仍然极具价值。 吴稚晖则把国学和小老婆、吸鸦片联系起来，认为国学乃臭古董。他表示，整理国故尚不到时候，当前之要务是发展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吴稚晖写道。 在学者余世存看来，无论是胡适，还是梁启超，对国学书目的理解皆偏狭隘，“他们忘了进入国学有四万八千法门，如何让普通的中国人感知中国的心灵，是知识人应该考虑的”。余世存进一步解释道：“直到今天，国学书目在我们大众心中仍是繁难的，例如一部《论语》，每一代学人中都会有无数人在上面盖自己的名章，国学却没能完成社会化、大众化。这正是当代人仍不能不面临的历史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