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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者的观点，实际上儒家之命与世俗之命的区分并不是那么清楚的。可以说，儒家之命即含有生死富贵由外在必然性决定，完全与人事无关的意思。孔子的学生子夏曾转述孔子的话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王充在《论衡》当中专门辟了一章《命义》讲世俗之命观，认为人之寿命由性决定，谓“有命 ”，人之富贵由天决定，谓之“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众星，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众星之气在其中矣。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宋代以后，儒家多用“气”来代替“命”，其实说的仍是一个意思。 古代知识分子不仅认同世俗的命运观，而且也有直接从事术数活动的，或者虽然自己不谙术数，却与术士过从甚密，彼此推重。如唐朝的韩愈就惊叹术士李虚中“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百不失一二。其说汪洋奥义，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韩昌黎文集·李虚中墓志》）。方以智也曾表白自己“吾与方伎游，即欲通其艺也；遇物欲知其名也”（《通雅·钱序》引方以智语）。 儒家为什么要大谈世俗之“命”，儒家知识分子又为什么要从事术数活动呢？这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古代，术数是社会上不少人热衷的活动。皇帝身边往往有术士作顾问，作为士大夫阶层，自然要利用皇帝迷信术数的心理，利用他们所认同的术数的思维方法，以使自己的观点政策能被采纳。例如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其“天人相副”的思维方式便从术数之一的相术而来。汉代是相术流行的年代，甚至有皇帝令相士遍看朝廷百官，以作为决策依据的记载。相术的基本方法，是把人与星辰、山、河、丘陵等自然事物进行类比，例如以五大行星代表人的五官，以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等分别代表人的额、颏、鼻、左颧、右颧。相术还认为，人的面目五官、身材形状要符合所比拟的自然事物的生长规律，符合者为吉、为贵，不符合者为贫、为贱。由于相术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董仲舒便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他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既然命与天地阴阳相连、数相参（即相互参照的意思，如天有四季，人有四肢），那么，“三纲五常”与天相连、本于天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第二个原因是思想方面的，这是由儒学的功用和性质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性命道德之学，其核心就是教给人们如何成为道德完满之人（圣贤）。要让人人一心向善，除了告诉人们“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以外，还必须让人们“诚意正心”。人必须有一颗向善的心，立志求善，存天理，灭人欲。但一般人从其天生的愿望来说，都是追求物质享受、荣华富贵的。如何才能使人抛弃追求物质享受的本能，转而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呢？那就要告诉人们：个人的功名富贵，是完全由人的主观因素以外的东西所决定的，个人的主观努力是没有用处的，这样人们就可以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周易·系辞》）知道个人的功名富贵乃是命中注定的，实际上就为反过来追求个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开辟了道路。孔子曾称赞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乐而无忧”方能将注意力集中于道德上的自我完善，集中于成圣成贤。但这“乐”不是天生的，它要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要“知命”。而术数恰恰就是“知命”的活动。从术数算命的效果看，它们的真正功用不在于是否真的能“准确地预测”人的命运，而在于它努力去证明人的富贵贫贱的先天性。同时术数又告诫人们，个人生死祸福的命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命如不好，只要一心向善，多做好事，仍有可能逢凶化吉，一生平安；命虽好，但如一味从恶，命也会改变。这就为个人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提供了十分充足的理由和动力。 最后，术数对儒家道德思想的传播也起了重要作用。术数通过对人生实际生活层面上的剖析，来否定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并进一步导向人们对精神道德的追求。中国古代社会教育不普及，大部分人不识字，更很少有人能整天诵读孔孟之书，但儒家思想影响却很大，其中，遍及城乡的术数活动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清代术士沈孝瞻即这样理解术数的作用：“人能知命，则营竞之心可以息，非分之想可以屏，凡一切富贵穷通寿夭之道，皆听命于天，而循循焉各安于义命，以共勉于圣贤之路，岂非士君子之厚幸哉！”（《子平真诠·序》）由此可见术数活动对儒家“圣贤之道”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