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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象征皇权对士人的彻底征服 中国的大多数文人，向来不讲原则而讲“变通”，所以也就更谈不上坚守了。孔子的“死守善道”，在王维这样的文人看来，大约就是一句装点门面的空话、大话。 可是话又说回来，王维的观点尽管庸俗，却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甚至可以说是代表了时代的声音。 南北朝之后，豪门士族受到打击，势力开始衰落。隋统一中国，隋代两帝有意摧残士族，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又下令以“志行修远”、“清平干济”两科举人；隋炀帝时，再设进士科。从此，开科考试成为国家选任官僚的一贯制度，这也就是科举。之后，续唐宋乃至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不断变化、丰富，而皇权也在随之不断强化。因此，王学泰先生说： 科举选官，对皇帝来说是选奴才。统治者把教育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它不仅把读书人固定在这个轨道上，而且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价值尺度…… 在科举制度下，统治者成了受教育者的当然老师，实现了君师合一，这也是加强皇权专制的基础……科举中最高级的考试是殿试(清代在太和殿或保和殿)，名义上皇帝主持的，因此通过殿试(殿试只为通过会试的进士定名次)的进士，都是皇帝的学生，自称为“天子门生”，并以此为荣。皇帝不仅是这些官员的首脑，也是思想上的老师、统治者。 统治者通过科举死死把住入仕的关口，也就是做官的门槛，通过淘汰确立了教育合格标准。你不合我的要求，不死心塌地臣服我，你就不要做官。读书人只有通过这个入仕关口，才能确定自己的士大夫身份……因此，通过科举带动教育的做法本质上是奴化教育，并由此确定了一元化的价值观…… 隋唐之后得以确立并不断更新严密起来的科举制度，象征着皇权对士人的彻底征服。通过考试登科入仕，不仅逐渐成为绝大多数读书人的终极追求，也是被社会普遍认同的最高荣誉。从此，只有考试做官才是光宗耀祖的“正途”，为皇家服务的名利诱惑，以“政统”的绝对优势完全战胜了先辈士人们极力维护的“道统”。 唐代诗人孟郊，从青年到壮年数次参加科考都落了榜，几经艰辛，直到46岁那年才终于进士及第，顿时以为可以扬眉吐气，风云际会，龙腾虎跃了。他实在按捺不住这种得意欣喜之情，于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写了一首著名的小诗《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他的成就感来自科举，他的人生价值来自科举，他的快乐也自然来自科举……而这一切最终都来自“皇恩浩荡”，来自对最高权力的顶礼膜拜。 从这种历史角度出发，再看唐代诗人王维对魏晋诗人陶渊明的讥讽，或许便容易理解世事变化对士风、对士人精神的影响了。王维看不上陶渊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利用自己的诗才向权贵献媚。为奸相李林甫作《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赞美他“上宰无为化，明时太古同”；又为唐玄宗作《贺玄元皇帝见真容表》、《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等无聊诗文极尽逢迎。 可是，王维比陶渊明快乐吗？李乔先生在《王维讥讽陶渊明》一文中这样写到： 也是在《与魏居士书》中，王维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有个评语——“偷禄苟活”。这个评语虽带有自嘲和自谦的味道，却也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 在皇权专制一统天下之后，士人们无论是出仕为官，还是退隐田园，其实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与困境。在理想与现实、良心与利益、精神与欲望、尊严与屈服之间，曾经有着传统行为准则的士人阶层，已经变得进退失据了。 到了宋朝，太祖太宗扩大进士科名额，唐代每科平均不过三十人，宋代多至千人，士人们纷纷成为替皇家打工的伙计。同时，皇家对士人的利益诱惑也更加露骨，宋真宗赵恒在他的《励学篇》里甚至把黄金与美女都搬出来了：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客观地说，宋代皇帝对士人还是比较尊重的，所以对士人采取的手段以“利诱”为主。由于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人比较仁厚，为其后人留下了三条祖训：一不杀柴氏子孙(赵的皇位来自柴氏)，二不杀士大夫，三不杀上书言事人。“宋朝历代皇帝都能恪守。虽然总的来看，宋朝的专制较之前代仍然有所加强，但由于‘不杀头’的政策，这一朝的政见、思想、学派还是呈多元的趋势的。” 也正是由于宋朝皇权专制的相对宽松，北宋理学家张载才能发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豪言。这四句话，显然是豪气有余而内容空泛，虽然我们还能从中“解读”到士人精神的一些余韵，可如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别说宋明理学诸家，就连他们的祖师爷孔孟诸子都不曾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又能怎样？至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不着边际的大话，中国的历史，什么时候因为那所谓“绝学”太平过？ 即便如此，到了明清两朝，士人们连这点虚张声势的大话也不太敢说了，因为皇权已经发展到极端，丝毫不能冒犯，否则，一不高兴就打士人的屁股，一不对心思就对士人“奉旨申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