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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不愧为孔门四科中文学首座，他所谈的，正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运动的反复与终始，以及，由此而起的情志与行为的屈曲问题。这是一个从世界观推演出行为规范，化理论为实践的大问题，可以说是标准的儒家式问题。其在儒家各派中，尤以说礼的一派谈得最为起劲；例如荀子，甚至认"曲"为成圣的必要条件： 佚而不惰，劳而不，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荀子·非十二子》） 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与），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也。（同上《臣道》） 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同上《天论》） ……故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厉骛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坛宇宫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其中焉，方皇（彷徨）周挟（浃），曲得其次序，是圣人也。（同上《礼论》） 荀子曾一再声言"涂之人可以为禹"，相信普通人都可以成圣，那当然并不意味着圣人的规格就此降低了，只不过是强调学习和修养的重要。上列引文表明，圣人和凡人的区别，或凡人所需着重修炼的，似乎只在一个"曲"上。一旦掌握住了"曲"道，办事"曲得其次序"，以曲来"宗原应变"，那时候，其行便将"曲治"，其养便将"曲适"，而"曲成"为一名圣人了。真可谓曲终奏雅，曲之时义大矣哉！ 细审这诸曲的具体要求，可以看出，它也正是中庸之道的要求。如"佚而不惰，劳而不"，是说要劳佚适度，劳逸结合；"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则能为所当为，而不为所欲为；"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正是在礼道中为其所当为的具体规定。此外还有： 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谦，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荀子·仲尼》） 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同上《儒效》） 这里说的虽已不是圣人而是智者和大儒，其实质并没有什么差别，仍然是儒家高悬着的做人的极致。他们居安思危，其豫也曲；他们与世俯仰，其应变曲当。就是说，无论是预防可能发生的或应付已经变成的世事，全凭一"曲"，全凭中庸的持满之道或时中之道。 因此，从节文的意义来说，屈曲行事是在实践礼仪，是尽伦；从中庸之道的角度来看，屈曲行事则是实践一种哲学，是一种行为方式。 行事而屈曲的中庸之道，在《礼记》的《中庸》篇里，又叫做"致曲"。《中庸》将致曲与尽性对举，说道：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 他们将人大分为两类，一类属生而诚者，不学而能，生而知之，是圣人；一类属学而诚者，大概包括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者，是贤人和常人。前者也叫至诚，后者可谓有诚。生而诚者发挥其天性，自有明德，故曰"自诚明"；学而诚者因受教而有明德，然后能有诚，故曰"自明诚"。生而诚者其性本诚，所以可以尽性，也唯有他们为能尽其性；学而诚者其性不诚，所以不可尽其性，而必得有所收敛，于是要致曲。前者如果不是出于体系需要而虚悬之格，也只是七十岁时的孔子方能达到的境界，从心所欲而不逾距的境界；后者通用于一般人士，包括五六十岁时的孔子在内，知天命之如此如此，照着做去便能通顺而已。 以前的经师们不甚注意"曲"在儒学中的方法论意义，不知道曲径通幽之妙，或者说"曲犹小小之事也"（郑玄）；或者说"曲，一偏也"，致曲就是"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朱熹）。真可谓是曲说。按"曲"字并无小事的意思；也许可以解作一偏，但所谓"善端发见之偏"，则确实费解。其实荀子早已将曲的大义说得清清楚楚了，可惜历来都未得到经师们的重视。 荀子还有两条曲则全的具体例子，是"致曲"的最好注释： 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善者于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堰隐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荀子·非相》） 调而不流，柔而不屈，宽容而不乱，晓然以至道而无不调和也，而能化易，时关纳之，是事暴君之义也。若驭朴马，若养赤子，若食人。故因其惧也而改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同上《臣道》） 这两则"曲得所谓"，说的都是一种坚持原则性的灵活性，是"未可直至也"的曲至，或者叫致曲。譬如以渠堰引水，必须随地形左右，譬如以隐栝正木，必须因纹理紧松，方能得其所求，"而不折伤"。譬如驭朴马、养赤子、饲饿汉，必须顺着它们的情绪而予以响导，不可一蹴而就。荀子还曾干脆说过，不知此道，谓之腐儒，谓之鄙夫，必然把事情搞糟；便已和老子的"曲则全"同出一辙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