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司徒雷登 1918年，出生在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在南京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春秋。自1905年来他在中国传教的成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一个各界心仪的校长人选 也就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筹划酝酿已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之后的命运会与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然而在当时的另一些人看来，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的燕京大学的最合适人选，则已经是非司徒雷登莫属了。 当年美国“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史庇尔（RobertE.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 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一项忐忑的受命决定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他的许多朋友，也认为那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即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享利。卢斯的父亲）却对他表示了支持，但他同时提醒司徒雷登，在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位燕京老教师的回忆中体会哈利。卢斯博士的提醒的深意。包贵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师）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博士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且这个任务跟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请，但同时约定：他不管经费的事情。 一所“分文不名”的大学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那时候，“五四运动”结束不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还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6月8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地跑上大街欢迎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 这样的尴尬跟司徒雷登即将面对的困难比较起来显得微不足道。虽然一开始曾经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是他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后来他的回忆录里，他回忆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没有办法发展。 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回忆，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100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4）怪不得司徒雷登头疼，也怪不得司徒雷登抱怨：“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 一个保留至今的新校园：燕园 他看中了清华大学堂对面的一块地，然后显示出自己非凡的交际能力。 司徒雷登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下开始募捐资金。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也要和对方交为朋友，以便之后燕京大学的道路能够更加顺利。不过，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则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 如今美丽的燕园还在，只不过已成为北京大学的校园。司徒雷登是怎样找到了这个地方？又是如何把它变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北大全斋是燕京大学七斋之一 司徒雷登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 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交际能力，结果，这位督军仅以六万大洋的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为奖学金。 一次世界级联姻：哈佛燕京学社 司徒雷登的本领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募捐上和寻找校址上，否则，他仅仅称得上是燕京大学的一位精明的管家，而不会成为它的灵魂人物。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就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刘、洪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等等，则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 司徒雷登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一席话下来，出了一身冷汗。”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段情形，是在他通过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而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见面之后。但是司徒雷登的冷汗没有白流，那位律师终于答应给燕京大学五十万，不过却要在一年之后，因为他要确认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 一年之后，司徒雷登再次见到这位律师，他还没有说话，律师就提出要实现诺言，不过，律师“变卦”了，因为他给燕京的不是五十万，而是增加了一倍——一百万。司徒雷登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趁机提出燕京发展的困难，并把款项要求提高到一百五十万，不过这次律师答应得比第一次就爽快多了。以当时燕京大学的实力，能够和哈佛这样当时在世界处于一流位置的学校联合，司徒雷登也不免有些自得。他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作者： 陈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