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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湧 7月11日凌晨，著名中国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因病去世。在追思这位哲学老人的时候，我把他放在他所处的大环境下，对他那独特的哲学生涯做一个简短的回望。 任先生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大一统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任先生本人就是一个被统一的对象。他像许多的知识分子、学者一样，被要求去学习，去进行思想改造。任先生是努力适应新的时代并获得认可的，他得以主编《中国哲学史》，就是这种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部哲学史，被教育主管部门作为大学文科教材，它使任继愈先生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除了主编以外，任先生还担任过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家图书馆馆长，等等。 在中国的哲学史上，老子的地位变得非常突出和重要，这是从胡适开始的。胡适讲中国哲学史，一改以往的从三皇五帝讲起，而把老子作为了起点。用老子来牵中国哲学史的这个头，这样一来，老子也就成了中国哲学的开山祖了。任继愈先生认为，这么来看待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合拍的。不过，任先生又进了一步，他以唯物主义的尺度来肯定老子哲学；不仅如此，他发现，老子哲学还有朴素的辩证法。对于几千年前的非无产阶级的哲学思想来说，这在任先生写哲学史的时代，无疑是一种最高的评价了。 汉、唐，也曾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代。特别是唐代中国人所创立的禅宗，是中国佛教发展到顶峰而独立于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由此而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儒、道、释三足鼎立的基本架构。在中国历史和哲学史上，这是大一统极有代表性的一个重要时代。而任先生研究的着眼点即在于：对汉唐及其佛教的大一统，进行一次唯物主义的检验。 在这两项研究中，任先生注意用他所努力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去看待中国的历史和哲学；并从中国以往的历史和哲学中，去进一步发现、挖掘对当下有益的思想观念和思维传统。 讨论任继愈先生那一代人的学术取向，往往会联系到他们的人生追求。在他们之中取得较大成就者，往往有一种很入世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任先生曾讲到，他的学界朋友冯友兰就很推崇“老清华”原则，这个原则通俗一点说，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成了，你就是学术界的头；败了，就什么也不是。任先生觉得，这话在今天说来，还是有启发的，特别是对在校的大学生说，告诉他们如何做学生。这样，在那个时代，出现一批与时代相适应的学者，也是很自然的事，任先生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作为中国哲学的三个支柱——儒、道、释，任先生突出研究了道、释，在他那个时代做出了他自己的贡献。对于他的这些贡献，现在能够认真对待的人似乎已经不多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任继愈先生的著作被指定为我们的必读书；而现在，似乎有点时过境迁，大学读他书的人已为数不多。听到任继愈和季羡林先生去世的消息之后，在北京我进了一家书店，这是北京数一数二的大书店了。在该书店大厅的醒目位置，摆放了季羡林先生的一张大照片，下设“季羡林著作专台”，摆满了季先生的种种著作；而找遍该店书架，却没有找到任先生的专著。这既是书店的无奈，似乎也是读者的选择；当然，还有市场，书籍现在也得走市场了。走出书店时，心中不免有几分苍凉。 2008年4月7日，我被邀请参加了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傅雷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图片展览会。在这个会上，任继愈先生做了发言，他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声音饱满。之后，他又蛮有精力地看了一些展台上的展品。我走上前去和他握手，向他问候致意，祝他健康长寿。谁能想到，这才一年多一点，他竟仙逝而去。 在时间的长河激流面前，人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短暂！但无论如何，未来的哲学史或思想史家，如果要想了解这个时代的哲学的话，那就一定不能绕过任继愈先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