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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个以古典的中国方式尖锐地提出人性的问题——“我值得活着么？” 如果说，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以“活还是不活，这是一个问题”表现了文艺复兴提出的欧洲特点；那么，屈原大概便是第一个以古典的中国方式在两千年前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首要问题”的诗人哲学家。并且，他确乎以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否定的回答是那样“惊采绝艳”，从而便把这个人性问题———“我值得活着么？”———提到极为尖锐和最为深刻的高度。把屈原的艺术提升到无比深邃程度的正是这个人性主题。它极大地发扬和补充了北方的儒学传统，构成中国优良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像庄子那样，“死生无变于已”(《庄子·齐物论》)就不能有这主题；如果像儒学那样，那么平宁而抽象，“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张载《正蒙·西铭》)，也不会有这主题。屈原正是在明确意识到自己必须选择死亡的时候，来满怀情感地上天下地，觅遍时空。来追询，来发问，来倾诉，来诅咒，来执着地探求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他要求这一切在死亡面前展现出它们的原形，要求就它们的存在和假存在作出解答。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萧艾也？”“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楚辞·离骚》)政治的成败，历史的命运，生命的价值，远古的传统，它们是合理的么？是可以理解的么？生存失去支柱，所以“天问”，污蚀必须超越，所以“离骚”。人作为具体的现实存在的依据何在，在这里有了空前的突出。屈原是以这种人的个体血肉之躯的现实存在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来寻问真理。从而，这真理便不再是观念式的普遍性概念，也不是某种实用性的生活道路，而是“此在”本身。所以，它充满了极为浓烈的情感哀伤。 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是颗受了伤的孤独的心：痛苦、困惑、烦恼、骚乱、愤慨而哀伤。世界和人生在这里已化为非常具体而复杂的个体情感自身，因为这情感与是否生存有着直接联系。事物可以变迁，可以延续，只有我的死是无可重复和无可替代的。以这个我的存在、这个即将消失的“无”，便可以抗衡、可以询问、可以诅咒那一切存在的“有”。它可以那样自由地遨游宇宙，那样无所忌惮地怀疑传统，那样愤慨怨恨地议论权政……有如王夫之所说：“惟极于死以为态，故可任性孤行。”(王夫之《楚辞通辞》) 他总是那么异常孤独和分外哀伤：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楚辞·离骚》)“世溷浊而莫吾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楚辞·九章·涉江》) “哀吾生之无畏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楚辞·九章·涉江》)“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楚辞·九章·悲回风》) “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雍君之不昭。”(《楚辞·九章·惜往日》)“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楚辞·九章·怀沙》)。“浮江淮而入海兮，从于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楚辞·九章·悲回风》) 王夫之说，屈原的这些作品都是“往复思维，决以沉江自失”，“决意于死，故明其志以告君子”，“盖原自沉时永诀之 辞也”。(《楚辞通释》)在文艺史上，决定选择死亡所作的诗篇达到如此高度成就，是罕见的。诗人以其死亡的选择来描述，来想象，来思索，来抒发。生的丰富性、深刻性、生动性被多样而繁复地展示出来；是非、善恶、美丑的不可并存的对立、冲突、变换的尖锐性、复杂性被显露出来：历史和人世的悲剧性、黑暗性和不可知性被提了出来：“伍子逢殃兮，比干俎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楚辞·九章·涉江》)“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令，卒然身杀。……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楚辞·天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