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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与把握现代大学的功能与精神： 一、大学知识的特性 1、大学所研修的知识，其主干并非实用的技术规则，而是技术的原理，即“知识的知识”。原理性知识为各类职业技术所倚凭遵循，但并非其认知与传授的对象（“百姓日用而不知”），唯有大学将各行业技术所根据的原理作为知识研讨并传授为学术传统。这是大学与职业学校、乃至专才学院根本区别之一。知识体系本身的重要性超过了所研究的特定对象及其应用价值。大学精神之理念在此体现为“为知识而知识”、即“爱智”。此即古希腊最高科学的“哲学”（Philosophia）本性，它在近代以后的科学领域中体现为区别于特定具体科学技术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科学及技术的原动力。科学精神构成大学精神之一。 2、大学知识超越实用技术的精神同时体现为对技术分工专业知识的综合整合。“meta”（超、元）“physics”（物理科学）之“metaphysics”汉译名“形而上学”，表明此“学”乃道体（本体）之大学问；而“爱智”之“智”，亦并非仅指近代科学意义的规律认知，而是真善美统一的人生最高智慧。因而，大学知识的整合性不仅指各科分支知识的系统化，而且更是指知识意志情感及相应各类学问与价值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系于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由此而指向大学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 正是这种有机整合性与完整人性的教化目标，使大学的系科与古典人文学科密切关联。以培养优秀自由民为目标的古希腊罗马的“七艺”与塑造士君子的中国先秦“六艺”，在现代大学人文精神背景下转化为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资源。 大学人文精神的人文价值整合统一性是大学完整统一性的内在保证。大学文理工商诸专业相隔系科之所以聚于一校而不落于外在空间聚合，端赖此大学精神纽带维系。大学精神因而是超专业的。 承载大学人文精神的不仅是大学的专业知识，而且有那代代相传的学术传统风气（重实证或重思想、“兼容并包”的自由学术，等等）与社会个人观念（如“五四”以来北大突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使命感），还有大学社团活动、卓越教授的个人魅力、同学的聚合，乃至那古老的校园建筑与林木古藤……大学是一个活的生命体，而且是个性化的生命体（北大之别于天津大学、耶鲁之别于麻省理工，宛如一批卓而特立的优秀人士）。“大学校园”成为上述因素的统一体。因而将大学简化为知识传授，就抽去了大学的人文精神而不复为大学。电脑时代的信息网络教育或诸种远程教育的“大学校”（Multiversity）之所以不可能取代大学，根本限定之一亦在于此。 二、大学知识分子含义 大学所培养的本源意义的知识分子，应是以人文关怀为理念的人文知识分子。这一意义的知识分子特别应注意与技术专家角色区别开来。 1、就其系统的专业知识与深厚的超专业知识基础而言，大学所培养的知识分子作为博学之士不等于专家，但又是专家与职业技师的母体源泉。这不仅指知识分子优秀的专业素质，而且指在专业技能与知识结构更新日趋加速的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知识分子深广的基础知识亦即原理性知识结构更新专业技术的“迁移”（transfer）能力与自学（自我教育）能力。 2、大学原理性思维培养了知识分子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但如前所述，原理性思维与追根究源的“本体论”思维习性乃植根于终极性信仰。因而，大学知识分子理性究问的深层气质乃是对真善美终极价值的执着向往。这一境界也是大学教育最深层亦即最高的培养目标。领略此一境界的大学知识分子从而可能超越一己利益与各类特定利益的狭隘限定，而得以以与民族国家有区别的“社会”的最高最长远的公共性视野的思想行事。大学知识分子从而成为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公无私者。大学则不仅作为科学原理的创新基地，也成为社会道义的策源地。 上述大学知识分子的特性，若用Michael Confino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著名概括来表述，即：深切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将公共利益视为自身之事；将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有一种义务感，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结论；深信现状事物须作改变。能够如此立身行事者，即为知识分子：这当然不限于大学，但培养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是大学的天职。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已指出：“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这不仅指有形之规章制度礼仪以学校为原型，而且“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现代民主法制社会的最终根据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价值意义的，它们以教育机制为依托统一于大学。大学作为知识科学、理性与自由、公共精神的教化—策源中心，成为现代社会统一性的终极保证。因而，“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耶鲁大学“Giamatti座椅”铭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