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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我们党首次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必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正在向生态文明过渡。工业文明是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的，由于不择手段地对大自然进行过度索取，造成了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严重地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这说明地球再也没有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了，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宗旨，其基本内涵是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倡导人类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这是一个崭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理念、道路、模式的重大进步，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讨论人类面临的生存与环境问题。他们在会后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些世界顶级人才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因为长期以来西方文明中认为人类可以主宰自然、征服自然的理念，是造成目前严重的生态和生存危机的认识根源，人类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以孔子创立的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具有崇尚自然的优良传统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智慧，是人类解决生态和生存危机的宝贵思想财富。也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生态学家在提出建立“生态伦理”的新概念时，倡导应该进行“东方转向”。 那么，以儒学为主体的天人之学，能为人类解决生态和生存危机贡献哪些智慧呢？ 一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维护整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有序运转，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为它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华文化中的“天”，有三层基本含义：其一，指主宰人类命运的“上帝”，其二，指具有道德属性的“天理”，其三，指生成万物的大自然。孔子所说的“天”，主要是义理之天和自然之天。孔子说：“天生德于予”，他认为上天赋予人最大的德性就是仁。他强调“知天命”，就是指通过人的学习和道德实践，提升主体意识的自觉性，“下学而上达”，体悟天赋于人“仁德”的道理，这是实现仁德的重要途径。 因此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在这里，孔子从义理之天的角度，把天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孔子还明确肯定“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中记述的“吾与点也”的故事，从孔子对弟子们“言志”的表态中，具体、生动而又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孔子的最高志趣是什么。当有些弟子说能治理千乘之国、或能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富足、或愿意学习礼仪一类事情时，孔子听后并未表态。当曾点说，他的志向是在美丽的暮春时节，与朋友一起沐浴春光，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时，孔子感慨地说:“吾与点也！”表示同曾点有同样的志向，这足以说明孔子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就是他热爱大自然，回归大自然的情怀和境界。所有这些，对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他把天与人在“诚”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北宋张载继承孟子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使用了“天人合一”的概念，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儒家经典《周易》，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之一。《郭店楚简》记载了当时的人们对《周易》的认识，“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认为《周易》研究的，就是天道（自然界的规律）和人道（人类社会的秩序）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道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给予当代人类的有益启示之一，就是把人与万物都看作自然界的产物，用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观念去认识自然，把握自然。这与柏拉图创立的“主、客二分”的西方思维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 二是天人同体的和谐观。承认地球生物圈中所有生物和人类一样，都拥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尊重生物的多样性，善待大自然，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有序运行，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观念。儒家的天人之学与此息息相通，认为自然界最大的德性就是创生万物。《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指事物的不断变化和新事物的不断产生。《周易》认为，由于事物内部阴阳两种对立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新陈代谢。天地以“生”为根本之道，“生生”就是天地创造生命、化育万物的仁德和善行。人道与天道会通，也必然以仁为最高的品行。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就是说，孔孟所主张的“仁”，是以亲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圆点，推己及人，向外延伸到对天下广大民众的爱（泛爱众），再扩展到对所有生物的爱。宋代理学家把孔孟的这种博大的仁爱思想概括为“万物同体”。程颐说：“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人与天地一物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儒家的仁爱思想包含有强烈的生态伦理意识，是从亲亲、爱人扩展到爱天地万物。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观念，不是把自然界看作与人相对立的机械物理世界，而是把自然界中的万物都看作与人一样的生命体，强调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都应该受到尊重，得到保护。从天人同体的生态伦理观念出发，儒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周易》所说的天、地、人三材之道，就是讲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它强调“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是相通、相合与统一的，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反对把天与人相互割裂、相互对立。《中庸》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一个大和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天地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的自然界。孔子之教，就是要“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对上要遵从天时变化，对下要与水土协调。我们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就包含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这是儒家天人和谐思想在当今时代的继承和发展。 三是天人之分的辩证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天人之间的统一，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是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主张。但这一思想注重了天人之间的同一性，却忽视了天人之间的斗争性。荀子提出的“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指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是有区别的，人类既要适应自然，又要利用自然，从而弥补了这一不足。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就是说，天即自然界的运行有它自己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并不因为有尧这样的圣人而存在，也不因为有桀这样的暴君而消灭。荀子认为，自然界的运行“不为而成，不求而得”，既没有意志，又没有目的，这就是它的“天职”。也就是说，自然界的“天职”是依照它自己的规律运行，在运行中生成万物则是它的“天功”。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产物，因此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但荀子不同意那种消极地顺从自然的观点，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熟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响亮而明确地提出了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思想，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辯证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要尊重自然，按客观规律办事；又要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违背自然规律的过度索取和在大自然面前无所作为的态度，都是要不得的。 当工业文明兴起的时候，我们的国家由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错失良机，最终成为工业文明的迟到者。当今时代，当生态文明的历史序幕已经拉开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再成为生态文明的迟到者。一定要以创新的精神继承儒家“天人之学”的优良传统，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相信，儒家“天人之学”的智慧，必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壮丽事业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人类光明的未来做出重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