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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1938年春，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到1946年5月，北大、清华、南开才得以复员北上，迁回原址。 西南联大，一所办学不到10年的大学，以其对独立、自由、民主的执著追求与坚持，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殿堂。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说：“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可以说“教授治校”，功不可没。 “我的表，你戴着” 西南联大的成就，首先源于领导班子的团结。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师生之谊，梅贻琦曾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又诚恳地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北大校长、曾自嘲为“北大功狗”的蒋梦麟，也颇懂得“无为”之道，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如果不肯放手，各自为政，势必造成联而不合、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 西南联大的主要管理机构，简而化之，一为常务委员会，一为教授会。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同时，西南联大行政上设教务、总务、训导3处，3位处长以及理、文、法、工、师范学院五位院长均列席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以上职位，除训导长由政府委派外，其他均由三校教授担任。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北大与清华一度闹矛盾。据钱穆《师友杂记》记载，梅贻琦曾在提名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引起了北大师生不满。不久，蒋梦麟恰好有事到位于蒙自的文法学院去，北大教授于是纷纷向他“告状”。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随即插话：“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论，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第二所西北联大了。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由于张伯苓和蒋梦麟不争名位，同时他们又都在重庆兼有其他工作，因此，主持西南联大的具体事宜，更多地落在了梅贻琦肩上。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从1931年起，梅贻琦便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此后直到1962年于台湾逝世，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梅贻琦又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也是他一手创办的。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倒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但任何时期，清华学生喊出的口号都是“反对某某某，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向来重视教授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有关办学的一些重大事宜上，梅贻琦注意听取有威望有影响的教授的意见。当别人问他的办学主张时，他常说：“吾从众。” 这并不是他没有主见，而是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作为校长，他能够摆正同教授的关系，他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 梅贻琦同时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看上去煞有介事，前呼后拥，“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自由氛围中，西南联大才识卓绝的教授们，才不断创造了生动活泼而卓有成效的教育奇迹。 在西南联大，曾当过孙中山秘书的刘文典上课便很有个性。为讲《月赋》一文，刘文典特意选择在十五月圆之夜，当着一轮皓月开讲：“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师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当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时，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随即他解释道：“‘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在破格录用教授方面，西南联大也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发表了许多小说，尽管未当过教员、讲师、副教授，也未去国外留学，仍于1939年被联大师范学院聘为教授。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从此便操着他那口浓重的湘西口音，在西南联大认真地讲授他的写作课。后来，沈从文培养出了“最后一个京派作家”——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敬业精神也令人感佩。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尽管日本飞机常常飞来轰炸，生活也困难，但他依然兢兢业业，每天工作到夜里12点以后才休息。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而在他书桌边，就放着马桶。朱自清改了整整一夜的作业，也拉了30多次。第二天，他脸色蜡黄，眼窝深凹，人都变了相，可他连脸都没洗，提起包又给学生上课去了。 “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西南联大在反对行政干涉和党化教育方面，尤为难能可贵。 为坚守民主治校，西南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意识。就连称呼上，西南联大只有“先生”、“学生”两种称呼，学校教职员一律称“先生” 或者“某某师”，而不会有“某院长”、“某处长”、“某主任”之称。 1938年3月，国民党颁发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等文件，明确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抗战行动的最高准绳，把各级教育纳入“最高准绳体系。” 同年秋，教育部又明文规定“党义（三民主义）为当然必修科目。”对此，西南联大工学院院长吴有训曾非常不满地说：“三民主义”被蒋介石搞成了“三迷主义”——官迷、财迷、色迷。 据说当时西南联大开党义课时，讲师往讲台一站，马上给学生鞠一个躬说：兄弟这门课是奉送的。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西南联大的三民主义教学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不但听课的学生寥寥无几，就连为获得成绩的读书报告，很多学生也懒得交。学校也采取敷衍态度，交不交作业都给学生及格以上的分数。 1939年，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政府又规定说：西南联大院长级别以上的人，都得是（或要成为）国民党党员。对此，西南联大很多教授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就说：“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闻一多发现同屋的教师是国民党员后，专门就此向学校提出换房，理由是在房间里骂国民党不方便。 1946年，冯友兰教授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精辟地概述了西南联大教学治校的精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