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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893—1976)，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与领导人。 毛泽东年轻时受过正规的中等师范教育，早就对教育问题产生浓厚兴趣，曾以教育为职志；后来，在时代的召唤下，踏上革命征途，对教育工作仍然异常关注，甚至晚年还多次表白当教员的意向。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他曾参与创办别具一格的湖南自修大学；在北伐战争前夜和北伐战争高潮中，先后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在湖南实地考察农民文化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之际，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发起者之一，一度兼任中共中央党校负责人，还在一些干部学校兼课。 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更重要的表现为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创立时期开始，就参与教育改革与建设的决策。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对教育工作的影响更大。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教育上的重大建树与变革几乎都同他的见解与决策有关；他的许多有关文化教育的论著，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教育思想的宝库，堪称中国现代文化史与教育史上的丰碑；至于作为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教育道路的探索和教育工作的开展，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毛泽东在1927—1958年间有关教育的主要论述，大致汇编在《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一书中。该书编者未署，于1958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60年8月。第二次印刷。全书202页、12.8万字。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1958年)，系按专题分类选编。共分上、下两编。上编似论述教育的方针政策、发展教育事业的方法和共产党的领导为主；下编以论述学习、学习方法以及知识分子问题为主。 对该书收入的10篇主要论著的历史背景与基本观点分別介绍如下： (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化运动”部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当国民革命军向长江流域胜利进军之际，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当时国内农民运动的中心。革命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实为农村革命政权。各地农村协会从农村实际和群众需要出发，广泛开展政治宣传，积极兴办农民学校，掀起群众性的农村文化高潮；惟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受到封建势力与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右翼上层人士的非难。在此背景下，毛泽东于1927年春亲赴湖南农村进行实地考察，于同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着重论述：农村中历来存在教育不平等的现象；农民革命政权对农村教育的意义，在农村中普及教育必须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农村教育必须从农村实际与农民需要出发。这些见解不仅切中时弊，对后来革命根据地教育建设亦有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前夕，曾应邀出席于1926年12月1一28日举行的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农村教育决议案》。有趣的是《考察报告》的“文化运动”部分的基本观点与若干提法同《农村教育决议案》相当吻合。表明毛泽东的上述见解可算是群众智慧的结晶。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苏维埃区域的文化教育》部分) 在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等率领人民军队向井岗山进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工农民主共和国成立。红色政权在民国政府所派军队的重重包围与多次“围剿”的形势下，积极开展政权建设，广泛发展生产与文化教育事业，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开辟“自由光明的新天地”；惟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民国政府统治地区迁入根据地以后，恣意贬低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成就，无理指责教育人民委员部“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倾向，把教育工作局限在反封建与迷信的范围内”，没有提出“共产主义教育”的方针，存在“游击主义的残余”，“没有建立苏维埃教育制度”。 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实际上已经剥夺了毛泽东的“发言权”，并在人事安排上免除了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毛泽东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所作的报告，系在中共临时中央主持下，由大会文件起草委员会(主任为梁柏台，毛泽东为15名委员之一)起草。 在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成就；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即它“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此外，还提出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与知识分子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件中提到的“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由于时过境迁，几乎早就被人遗忘了；直到1958年“教育大革命”中确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又谋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才唤起人们对它的回忆，使人感到这个方针仍有“现实意义”。其实。这种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感，正反映这个方针应有的新民主主义色彩不鲜明。 (三) 《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文化部分) 这是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据大会报道，他在大会上只谈到“三个阶段”(后改为“四个时期”)为止。 意味着起初尚缺后来文本中的最后两节(“文化性质问题的偏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全文正式发表于《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后来出单行本时更名《新民主主义论》。正式发表的文本除未加各节标题外，与后来流行的文本基本相同。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本世纪40年代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与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含新民主主义教育运动)已有20年的历史；在此20年间，人们对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化性质问题的认识若明若暗，争议不休，导致许多失误。这个问题遂成为当时中国革命中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率先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系统地考察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同新民主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新文化同旧文化的对立；新文化中新民主主义文化同旧民主主义文化的区别与联系；新民主主义文化同社会主义文化的联系与区别；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区别；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右的倾向与“左”的倾向；最后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即：“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中国文化教育问题的最杰出的代表作。 (四)《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整风文献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倡导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从1939年起，根据地的学习运动蓬勃展开，但学习运动本身仍存在教条主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遂从干部学校教育与在职干部教育改革入手，发动整风运动。 1．《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泽东于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在报告中重申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倡导的研究现状、研究历史、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的精神，进一步明确提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中共中央参照这个报告的精神，先后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作为干部教育改革的纲领。 2．《整顿党的作风》，是毛泽东于1942年2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报告，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开始。在这个报告中，着眼于理论联系实际，表述了他关于“理论”与“理论家”、“知识”与“知识分子”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独到见解。既肯定学生掌握书本知识的必要性，又指出书本知识的局限性，重在书本知识的运用。 3．《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于1942年2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演说。在这个演说中。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在学风(思想方法)与文风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具体分析现状、历史与外国经验)和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 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报告。这个报告针对新文艺运动中由来已久、在根据地文艺界依然存在的各种争议，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分析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强调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真正地为工农兵服务；以“为工农兵服务”为中心，论述了普及与提高、批判与继承、文艺与生活、文艺专门家与普及工作者的关系；最后，把思想认识问题的解决归结为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改造。这个报告不仅成为当时文学艺术学校教育改革的纲领，而且对于当时根据地普通教育改革和以后的文艺运动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5．《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是毛泽东于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讲演。根据地经过1942年的整风运动，干部教育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从1943年起，相继把中等教育(原属带有普通教育性质的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小学及成人业余教育)改革提上日程。 根据地的群众教育在抗战初期较有生气，后来一度谋求“正规化”，带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1943年以后按照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原则进行改革，面貌一新。1944年的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旨在总结历史经验，检阅群众教育改革的成就，推动群众教育的普及。毛泽东在演说中提倡根据地群众教育从农村实际和群众自愿与需要出发。 6．《<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和按语》，陆续写于1955年9—12月间。在《序言》中着重强调适应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发展的形势，加速发展各项事业。促成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二次普及教育高潮的到来。《按语》推荐了若干群众办学的经验。 7．《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经修改、补充后，于同年6月19日正式发表。这个报告系统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其中关于教育方针、思想教育的地位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的论述，对当时和以后中国教育的影响甚人。（陈桂生）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