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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灌群(1908—1989)，著名教育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如皋人。青少年时代就立志向学，潜心苦读，1932年7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系，后留在中大实验学校从事文史教学和实验教育科学研究，并赴日本考察中等教育。1945年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46年转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入研究美国、德国等国教育，1947年回国任复旦大学教授。1951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沈灌群教授早在中央大学求学期间，即在进步教授的引导下，秘密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追求光明。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建设工作。1986年，年逾古稀的沈先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长期追求的愿望。 沈灌群教授治学严谨。在30年代，他就与人合编了《教育社会学通论》、合译了《文纳特卡新教学法》等书，并长期在大学讲授《外国教育史研究》、《教育学》、《中国教育史》等课程。建国后，他曾参与拟订教育部委托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大纲》；编著出版了《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一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教育》一书。同时，他与毛礼锐教授共同主编了建国后第一部中国教育通史著作《中国教育通史》(六卷本)和《中国教育家评传》(三卷本)。这两部书集结了国内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代表了80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水平，向世界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教育历史遗产。 沈灌群教授一生为中国教育史研究探索，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195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58页，12.9万字。 《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分六章和一个结束语，全书阐述了我国远古时期到明清时代的学校教育和教育学遗产。书中说明我国自公元前三世纪到鸦片战争以前的学校教育的发展情况，着重评介了我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墨子、孟轲、荀况、“学记”作者、董仲舒、王充、郑玄、韩愈、张载、王安石、王阳明、朱熹、王守仁、颜元、王夫之、戴震等人的哲学观点、政治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全书还分析了古代学校教育机构的三大类型：官学、私学和书院，阐明了古代学校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主要特点。这部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本中国教育史著作，1958年曾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发行。 全书的六章为：第一章“远古时期的教育”，第二章“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校和教育学”，第三章“秦统一到清鸦片战争前学校教育的发展”，第四章“秦汉魏晋八百年间教育学的发展”，第五章“隋唐宋明一千多年间教育学的发展”，第六章“明末清初先进的教育观点”以及最后的结束语。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主要叙述了中国从远古时期到鸦片战争前学校教育的发展概况，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包括第二章中第二节到第五节)全面介绍了中国古代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即书中所说的“教育学”)。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的教育和教育思想连绵数千年，它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和一定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我们祖先很早就知道教育的重要，所以远在四五千年以前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家。沈灌群先生在《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一书的第一章“远古时期的教育”，即分析了这一问题。在第一节“关于中国古代原始教育的传说”中，对古代经籍中有关教育的记载进行了分析，指出，原始教育内容的主要特点是：①关于生产劳动技术经验的传递；②关于战争的及逃避自然迫害的技术经验的传递；③关于宗教的及音乐的礼节和技能的传递。对原始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在第二节“夏商周三代的学校和教育”中，作者通过从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及甲骨文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在这三代已有学校出现的史论，“夏代学校，则有‘序’、‘校’、‘学’种种固定形式，人们就在这类机关中学习着文字，传递着生产劳动及战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商代“学校有‘教’、‘序’、‘庠’、‘学’及‘瞽宗’等几种类型，从商代文字发展水平来看，这些学校的存在，已经不再是传说，而是可靠的历史。”西周发展前代文化、科学和教育，出现了在大奴隶主国都所在地设立的“小学”和“大学”两级的国学，如 “射卢”、“辟雍”、“泮宫”等，作者认为，“西周学校教育，从地方到中央，从小学到大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包括了多方面的教育教学内容，并且有了书籍作为教科书。这一切不仅说明西周教育比商代进步，就公元前700多年以前，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水平来说，也很少能够赶得上的”。将西周教育纳入世界教育体系中去比附，突出了先秦教育优于世界各国的特点。这正如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津教授所言：“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这里就包含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 研究中国教育的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揭示出其各种现象的历史联系，从而告诉人们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必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指导思想。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在分析古代教育的任何一个问题时，要注意把它放在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用历史的态度去考察它。《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书的第二章到第六章，每章的第一节基本上都是概述，分别叙述了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文教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把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情况置于广阔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中，这样，不仅使读者在未进入本章阅读之前对该时期教育情形有大体把握，而且有利于理解每个时期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渊源与联系。例如在第二章中，第一节“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校教育”就是这一章概述。它分两点来总括全章要点和背景，第一点为“春秋战国时期学校和教育学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书中分析，这一时期，生产工具的改进，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逐渐代替奴隶主的土地所有制，随着新的封建经济因素的萌芽和发展，引起了古代文化生活的变革，“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文化学术下移，礼流散于四野，社会上出现了“士”的集团和以罗致人才、培植自己势力的专门养“士”的大师。这些“士”中，有许多是进步的思想家、诗人和学者以及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他们反映了当时新兴阶级的利益和小私有者的要求，成为古代中国启蒙思想的先驱者和先进的教育家，对古代思想以及教育学尽了前驱的作用。第二点为“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兴起”，分析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私学以齐鲁为发祥地，很快向各地发展。作者肯定了私学产生的意义，认为“当时的私学，不仅推广了学校教育，……，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政权下移的条件，并为以后2000多年的私学树立了良好的风范，成为一般地主阶级、商人、农民、手工业者，取得学校教育的主要场所。”并指出，“当时从事私学工作的杰出教师们，更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提供了宝贵的教育教学理论。”以上概述，为本章阐述孔子、墨子及其学派、孟子和苟况、“学记”作者的教育观提供了明晰的背景，读来顺理成章、不显单薄。这样分析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不是静态的死去的历史，而是动态的发展着的历史，我们从中深刻地认识到了各家教育思想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才可能对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源头有个科学的认识。 《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一书的特点之一是按历史发展的演进顺序来安排基本内容，使读者易于阅读和把握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纵观全书，有两条明晰的主线，一条是中国古代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的发展历史；另一条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也即是书中所言的“教育学”发展的历史。 就第一条主线来说，主要是第一、二、三章的内容。在第一章中，分析了古代教育的起源和夏商周三代的学校和教育状况。在第二章中，概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学校教育的状况：官学衰微、私学兴起。这两章都是略写，而第三章“秦统一到清鸦片战争前学校教育的发展”则总结了整个2000年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发展的历史，这个总结分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分析了2000多年间学校教育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要特点。就社会历史条件而言，作者分析道，从秦统一六国到清中叶鸦片战争爆发，2000多年间，社会政治经济方面一直保存着封建的生产方式，一直是封建地主阶级专制政权，因而，整个社会也就是非常缓慢地循着螺旋式发展路线前进，这也就决定了2000多年间文化的发展相对的定型化，在文教政策上则反映出在历代儒学占独尊的地位，统治者通过选士——考试——科举的手段，来选拔官吏，将知识分子纳入读书做官的樊笼，阻碍了学术文化和教育的进步。但是，尽管如此， 2000多年来，由于劳动人民及知识分子的劳动，文化教育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如汉字的统一及至简化到成为全国通行的思想意识交流工具；如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和进步，这些都为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是对2000多年间学校教育发展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总结，提出了三条特点：第一，封建等级的及部族歧视的特点。作者指出，封建社会官学体系中，享有受教育权利的基本上是封建贵族阶层。如唐代中央官学中，规定高级贵族子弟入国子学，一般贵族子弟入太学，一般地主阶级子弟只能入四门学。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王朝，民族歧视也很明显，如元代统治者就将全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设立不同的官学，在科举考试上也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蒙古人、色目人只需经两场考试便可中进士，汉人和南人要经过三场难度大的考试才能入选，甚至公布考试名次时还要分两榜。至于私学，封建等级性方面没有突出的表现，但是，一些时期也出现了限制的规定，如秦统治者曾下令禁止入私学学习，北魏时期，曾下令禁止劳动人民上私学等等。第二，儒学独尊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孔子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被崇拜的偶像，唐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孔子也不止一次地给以崇高的称号，如唐代封孔子为“文宣王”，宋代封为“至圣文宣王”，元代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代尊为“至圣先师”。清代尊为“大成至圣先师”。而儒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六经，变成历代学校在进行教育教学工作时，奉行不变的教条。这一特点，在少数民族掌权的时代，仍奉行不渝，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发展。第三，为选举和科举服务的特点。汉代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先后实行了选举和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人才的主要办法，这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应试成了知识分子的主要出路。汉以后的历代学校教育，逐渐地变成选举及科举的预备教育，学校教育的内容，完全拘泥于四书五经，学生学习局限于机械的背诵和经义问答、吟诗作赋，埋头于空疏无用的学习之中。这样，限制了教育和学生才智的发展，在西方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自然科学迅猛发展之际，中国在其文教政策的禁锢下，慢慢地落后了。 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三大特点，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下学校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本质作用，指出了中国2000年封建统治下教育的发展缓慢的原因。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教育透彻精辟的分析。 作者还对中国2000多年间的学校教育机关进行了分类，认为“以设立人来分，略有官学、私学和半官半私的书院等三大类型，官学和私学是一直存在的，书院则是五代以后的产物。”①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之分。作者分析了官学兴衰发展的情况，指出官学一般是跟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封建政权的强大而得到一定发展，也随着阶级矛盾或部族矛盾的尖锐与封建政权的微弱，或因所设官学不能符合统治者的要求而逐渐衰废。作者认为，“两千多年间，虽然经过很多王朝，官学发达时期，只有汉、唐、宋、元、明各代中的一个短时期，”并选取了官学中几个典型的类型进行了分析：汉代的太学从规模、教学内容和学生素质上都堪称一流，这样的大学出现在二世纪中叶，“不能不算是世界教育史上一大奇迹”；唐代的科技艺术专门学已发展迅速，门类繁多，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崇文馆等；明代的社学在教育史上独具特色，这是统治阶级在乡镇进行封建教化的主要场所，略具普及教育的意味。②私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历史长久、影响巨大的一种学校教育机关。作者分析从汉到清的私学发展状况，私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独特特点。如汉代的私学，按学生不同的年龄分为启蒙阶段、专经的预备阶段、专经阶段。宋元时期的私学出现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一系列的蒙学教本。私学的发展，填补了宫学教育的不足，使教育面向广大劳动人民，但是，私学的呆板的教学方法和陈腐的教学内容，也束缚了教育和学生的发展。③书院，从唐到清，书院发展盛衰不一。从唐代的收藏书籍与校订书籍的地方而发展到宋元明清之际讲学授徒的学校，作者概括了书院的几个特点：院址多在山林名胜之地；由洞主或山长主持院务；集体讲解与个别研修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到清末，书院改为学校，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本书的另一条主线，是关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和阐述。中国历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是中国历代客观教育史实在理论上的反映。中国古代教育思想，连绵数千年，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涵盖面很广的范畴，具有包容性、延续性和浸透性的特点。我国最早的教育思想，是载于《尚书·周书》中的箕子、周公的教育思想，但没有系统化，是夹杂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中的，真正系统化、形成独立体系的教育思想，还是从孔子开始的。《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一书的第二章中，则分析了孔子、墨子及其学派、孟子、荀况，“学记”作者的教育观。春秋战国时期是私学产生并发展的时代，孔子等私学大师的教育思想，包容了上古时代华夏族文化教育与夷狄族文化教育长期撞击、融合而成的汉文化教育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长期主导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意识领域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研究的主线贯穿于本书的四、五、六章之中，第四章“秦汉魏晋800年间教育学的发展”主要是儒家的哲学和教育学思想的延续，作者以“汉代孔子”董仲舒、唯物主义的思想家王充、杰出的教育家郑玄为代表，介绍了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发展的概貌。例如，在论述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时，首先介绍了他的生平和思想，指出他提出的“三纲”，“六纪”、“五常”的伦理，正是孔子以来“尊尊”、“亲亲”阶级等级关系的延长，扩大和神学化，他的“性三品说”正是折衷了盂轲的“性善”和苟况的“性恶”说。因而董仲舒不仅可称之为“汉代的孔子”，而且他的教育观点，在他的神学世界观、社会政治观和人性观指导下，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使儒家思想又跃升到另一个境界之中。作者分析董仲舒的教育观点，没有面面俱到去分析，而是重点分析他对历代封建统治下的学校教育影响最大的、由他倡导的文教政策：第一，独尊孔子罢黜百家的统制思想政策，这一政策被汉武带所采用，为中世纪一千几百年封建社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与欧洲中世纪由基督教占政治和文教的统治地位一样，影响巨大。第二，兴教化立学校以养士防奸的政策，董仲舒认为，“教化立而奸邪皆止，……教化靡而奸邪并出” ，而要提倡教化，则必须设立学校来养士。因而汉代的中央太学和地方痒序学校的兴起和发展，无不与这一主张有关，客观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第三，选士贡贤以网罗人才麻痹知识分子的政策，董仲舒主张每年从各级政权管辖范围内，各选拔贤能吏民二人，这种选士制度，面向了塞素有材的知识分子，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在鼓励人们学习和争取教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作者在分析评介古代教育思想时，牢牢掌握马列主义武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古代教育家的思想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了积极因素，对消极和应批判的地方，鲜明予以指出。作者论述中明显的特点就是以标题的形式概述一个教育家的思想本质，简明活泼。如在第五章“隋唐宋明一千多年间教育学的发展”中所论述的几位教育家：“文人之雄”的韩愈、进步的教育家张载、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正统派”教育家的著名代表——朱熹、主观唯心论者王守仁，等等，在前后的几章中亦即如此。 作者在书中以马列主义唯物思想观统领全书，对教育家的唯物思想予以充分发掘和肯定。在第六章“明末清初先进的教育观点”这一章中，作者着重介绍了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颜元、王夫之、戴震等人，并指出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政治上，反对封建压迫与民族压迫；学术思想上，反对空虚的宋学、佛家和道教思想与烦琐主义的汉学，并在复古儒学形式下鼓吹民主思想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在具体阐述这些人物教育思想时，也是牢牢抓住其教育思想的本源——唯物论观。如在“卓越的唯物论者王夫之”这一节中，作者先分析了王夫之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观点，从王夫之身处的社会环境及他对前代唯物论著作和唯物思想家的批判吸收、接触西洋科学等方面，影响他唯物世界观的产生，具体到他的哲学观点，则是他肯定物质世界是独立存在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基本观点，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人性可变发展观，这样，在论述其教育思想之时，作者着重分析了其哲学观影响下的教育观——环境和教育对人的个性形成中起重要作用，在教育方法上主“动”和重“习”，这些教育思想具有唯物主义成份，同现代教育学主张的教育要适应人的自然性发展、教育要注意学生的个性特点，教育要培养社会性人才等方面，具有一致之处。作者在这方面的挖掘分析，无疑是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新意的。 全书的最后还有一个“结束语”，对全书内容以至对整个中国教育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作了一个概略的小结，肯定了其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一面，宏扬了中国教育在世界教育史上的地位，对其封建性和落后性也予以分析批判。 《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一书，以简略的篇幅；勾画了中国从先秦到清中叶2000多年间学校和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观点鲜明，论述缜到精密。全书结构紧凑，前后联系严密，让人读来轻松明了。由于篇幅所限，对中国几千年教育教学活动的丰富历史，本书则不可能全面涉及，而且，相比来说，在学校和教育思想这两方面，学校部分论述稍显单薄些。不过，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史专著，本书不失其鲜明的特色。（吴 霓）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