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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哲学史问题的讨论中，提到了哲学上的继承性的问题。问题是这样地提出来的：一方面承认哲学有阶级性，一方面又承认哲学有继承性，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在承认哲学的阶级性的前提下，究竟怎样说明哲学的继承性？ 要说明哲学的阶级性，不能离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现代哲学上的党派“归根结底是表现着现代社会中互相敌对的阶级的趋向和思想体系”，而自古以来互相斗争的哲学党派“实质上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由此可见，所谓阶级性和继承性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敌对、互相斗争的哲学史上，如何全面地了解哲学的继承关系的问题。 有一种简单的答复：唯物主义继承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继承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继承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因素。——这个答复还不能表明哲学思想的继承中的全部复杂内容，而且唯物主义怎样继承唯物主义也还有待于说明。 冯友兰先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对哲学命题要区别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说法（见“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光明日报１月８日）。按照这种说法，一个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是不可以继承的，其“抽象意义”则是可以继承的。而且“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我们若专注重于其抽象意义”，那就是“对一切阶级都有用”的。冯先生认为由此可以“说明哲学思想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成分”。——根据这种说法，似乎哲学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哲学思想中有阶级性的部分是不能继承的，但只要把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从它的具体意义中区别出来，就是找到了哲学思想中没有阶级性的成分，那就是可以继承的。 我们认为，冯先生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但是他所设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趋向于一个错误的方向。其所以是错误，就因为在应当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的时候，却采用了一种最省力的办法。从主观出发在头脑里做一次简单的抽象，这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不能认为一切抽象都是空话，但也不能认为一切抽象都是科学的。有科学的抽象，也有非科学的抽象，其区别就在是否抓住了对象的本质内容。阶级性对于哲学思想是一种本质的属性，这就因为，一切哲学思想，归根结底不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唯心主义的。如果任意地把各个敌对阶级的哲学思想拿来，在我们的头脑里把它们的本质属性抽象掉，把它们之间的其他某种相似处概括起来，就以为由此可以反过来证明有一部分哲学思想没有阶级性，这只能说是一种观念游戏。 用这种办法，是“消除”不了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的。例如有许多哲学家提出经验是知识的来源这一命题，他们说的不是唯物主义的经验，就是唯心主义的经验。但是如果我们说，不管唯物主义的经验还是唯心主义的经验，总之都是经验，于是抽象掉唯物主义的特征和唯心主义的特征而得到了“经验一般”（“抽象意义”上的经验）；哲学的党性难道就会因此而消除么？这种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经验一般”，事实上在任何哲学体系中都是找不到的。没有一个哲学家把这种“经验一般”看做知识的来源。这种“经验一般”诚然也概括了唯物主义的经验和唯心主义的经验中的某种共同性，但这种共同性并不包含各种哲学思想的本质属性，当然不能由此证明在唯物主义经验论或唯心主义经验论中间包含着一个既非唯物主义又非唯心主义的“成分”。 让我们从实际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从哲学史上看到的继承，大体上有如下两种情形。 第一，属于哲学根本观点的。在这个范围内的继承，事实上，只能是唯物主义继承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继承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原则和唯心主义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它们在相互斗争中会刺激对方前进，但是相互继承是不可能的。 就唯物主义继承唯物主义来说，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抽象方法是否适用呢？试举一例：古代唯物论者把万物的本源或看做是水，或看做是火，或看做是“五行”，或看做是“气”，用冯先生的说法，就是他们对万物本源的命题均各有其“具体意义”，但他们的命题都包含着以物质而不是以精神为世界实体的意思，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命题的“抽象意义”；由此可见，现代辩证唯物论者在这点上是继承了这些命题的抽象意义，而不是继承其具体意义。——如果这样的例子符合于冯先生的意思，那么可以承认，冯先生的说法在这种场合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例子中所做的抽象是一种科学的抽象。后来的唯物论之所以能在根本观点上继承先驱的唯物论，就因为它们有在本质上的共同点。 但是还必须指出，就在这种场合，也不能依靠冯先生的说法来完全解决如何继承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用这办法来对待古代唯物论，即专注意于“抽象意义”，而把“具体意义”撇开，那么所得到的结论无非是，我们和这些唯物论者在根本原则上是完全一样的。前面说过，用教条主义态度研究哲学史，把一切唯物主义者都说成好象完全一样；这恐怕就是因为没有把抽象和具体、一般和特殊结合起来的原故。 后来的唯物论者之所以要继承先驱的唯物论，固然因为他们之间有在本质上的共同点，但也因为他们之间除了共同点以外，还有所不同。如果完全相同，就无所谓继承。继承的意思不是照样拿来，而一定要加以发展。古代唯物论者为阐明自己的思想时，常常有一些独到的、为群众易于理解的论证，就象列宁对于欧洲十八世纪的无神论者的作品所说的那样，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古代唯物论者也有他们的缺点，那就需要在某些方面给以纠正，克服其某种片面性，使之得到更完满的形态等等。因此，对待前人的优秀遗产，也必须把它的一般意义及其具体特征结合起来研究，才说得上继承。 第二，在哲学的根本观点以外，还有一般的思想资料的继承问题。前人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遗产也是一种思想资料，但是还有很多思想资料，本身并不就是哲学的根本观点，它们可以吸收在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成为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料；也可以吸收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成为唯心主义的思想资料。在这方面，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可以继承前代的唯物主义哲学，而且也可以向前代的唯心主义哲学批判地有所继承。 属于这类思想资料的，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哲学中的各种概念、范畴。每一个哲学概念，在唯物主义那里和在唯心主义那里的含意有原则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一切哲学概念获得了以往任何哲学思想所不能比的完全科学的内容，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重新提出来整套的哲学概念和范畴，而正是继承了以往的哲学。因为每一个哲学概念的形成，其内容的发展和变革，都反映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如果同这个认识过程隔绝开来，人们就不可能进行哲学的思维。 既然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也不能不包含着对于客观实际和人的思维活动的某些片面的反映（这片面是被夸大了，并且被加上错误的解释），既然唯心主义哲学也曾经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但它不能解答这些问题或作了错误的解答）；那么唯心主义哲学也就提供了许多为唯物主义者所可以吸收，也应当吸收的思想资料。唯物主义驳斥了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提出了与之对立的观点，但同时又利用了对方所提供的某些思想资料，加以改造，这种情形在哲学史上是常有的。 冯友兰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３日）所说的王夫之经过程朱而继承张载的情形就可以这样来说明。张载把物质性的“气”看做万物的本源，而程朱则说“气”之如何形成万物是由“理”来决定的，认为“理在事先”。张载的哲学思想中已经有“理”这一概念，程朱在唯心主义观点上发展了这一概念。后来的王夫之等人继续探讨“理”和“气”的关系，发挥了“理在事中”的主张。王夫之等人是在根本原则上驳斥了程朱，而又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利用和改造了程朱提供的思想资料，所以他们能够比张载的唯物主义走得更远一点。冯友兰先生说得好：这里是王夫之“经过程朱，而又撇开程朱，经过程朱而又继承张载”的辩证过程。 有人说，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学说包含着要求人不盲从、独立思考的意思。对此，我们应如何估价呢？对于独立思考，有唯心主义的了解，也有唯物主义的了解。在王阳明那里，独立思考的命题浸透着主观唯心主义的气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唯心主义出发的独立思考的主张也可以起打破传统束缚的作用，但是以所谓发自内心的天赋观念为是非的标准，那么独立思考实际上必然会转变为其反对物——盲从。所以唯物主义者既不抹煞某些唯心主义者提出独立思考的历史意义，也不能简单地接受唯心主义的独立思考的命题，而必须加以根本改造，使独立思考建立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面。 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这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前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越是广泛地讨论了各种问题，那么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哲学而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内容也常常能够越加丰富。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一种原则性的对立，所以辩证法不能够在根本观点上继承形而上学，正象唯物主义不能够在根本观点上继承唯心主义一样。但是在哲学史上辩证法曾经同唯心主义体系相结合而成为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者在批判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时，可以吸取其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认为十分重要，必须批判地吸取的思想资料。 有人说，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可供吸取的合理要素是同客观实际相符合的，所以就应当把它看做唯物主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固然在有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可能包含着同它的体系相矛盾的在个别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我们却不能把一切片面地符合实际的思想都看做是唯物主义，因为它们被吸取在唯心主义体系中，已经被加上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浸染了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说的哲学思想资料的继承问题就可以用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抽象方法来解释。只要把这些思想资料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隔绝开来，抽象起来看，它们正是在哲学思想中能够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无党性的成分。继承就是继承这个成分。冯先生的文章中说，马克思从黑格尔接受辩证法就是接受辩证法的抽象意义，黑格尔说的发展是绝对观念的发展，我们则“取其发展的抽象意义，而不是取其具体意义，就是说，‘取其发展’而不取其‘绝对观念’”。 我们认为，这种简单化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它并不能帮助我们实际处理继承问题。 唯心主义哲学中之所以有一些思想资料可以让我们吸取，并不是象上面所说，因为在那里面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也不是因为在那里面有既非唯物，又非唯心的成分。在程朱哲学中并没有既非唯物，又非唯心的“理”的观念，在王阳明学说中也没有这样的中性的独立思考，同样的，要在黑格尔体系中找到既不唯物又不唯心的辩证法也是找不到的。当我们把这些思想资料从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放出来以后，也不是使它变成既非唯物又非唯心的成分，而是要给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使它和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相结合起来。 唯物主义者吸收唯心主义哲学所提供的某种思想资料，绝不是很简单地好象从旧房子上拆下砖瓦来安到新房子上一样。旧房子上的那块砖瓦的确就是新房子上的这块砖瓦，但某种思想资料从唯心主义大厦上移到唯物主义大厦上来，必须经过批判和改造。要把它在唯心主义体系中所受到的歪曲、变形、限制改正过来，然后才真正对我们有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黑格尔决不是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照原样地取其辩证法，抛弃其绝对观念而照原样地取其发展观点。他们再三强调不要忽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指出了“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所遭受的神秘化”（马克思），“这个方法就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形式来说，是不适用的”（恩格斯），等等。 因此，唯物主义要从唯心主义哲学中取得为自己所需用的思想资料，决不能靠头脑中抽象一下的办法，而必须切实地对这些思想资料进行鉴别、审查、剖视，并从而进行选别、修正、改造、发展。 唯物主义者如果能够这样做——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是应当能够这样做的，——那么，历史上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遗留下来的著作对于我们就会是重要的财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过过去的一切唯物主义者而把唯物主义哲学推向前进，善于从唯心主义哲学批判地吸取各种有用的资料，也是重要条件之一。恩格斯曾这样说：“古代希腊人和我们中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论的世界观，……要知道问题决不是把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一笔勾消就算完事，而是要批判它，要从错误的但在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唯心论形态中、从这个暂时的形态中剥取有价值的成果。”（自然辩证法） 只要能够这样做，我们甚至也能够从现代腐朽的资产阶级哲学的著作学到点东西。列宁把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称做“神学家的有学问的管事”（而经济学教授则是“资产阶级的有学问的管事”），并且认为，他们“在一接触到哲学的时候就没有一个有一句话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他又说：“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上和经济学上的任务，就在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管事们’所作出的成绩（例如，如果不利用这些‘管事们’的著作，你们就不能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上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排除他们的反动倾向，善于坚持自己的路线，并且跟敌视我们的势力和阶级进行全线的斗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的这个指示，对我们现在也是适用的。郑昕先生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中曾提到“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者的估计”的问题。暂且把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阵营的动摇和分化的情形除外，只就列宁所说的“管事”而言，那么我们对这问题的答复就是：如果只看到他们的“管事”的身份，而忘记了他们是“有学问的管事”，他们的学问中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来汲取和改造，那是错误的，同时如果在我们进行汲取和改造的时候，不能象列宁所说的那样，“善于排除他们的反动倾向，善于坚持自己的路线”，那也是错误的。 关于哲学上的继承问题，我以为，可以由此得到比较完全的看法。 因此，在继承哲学遗产的问题上，我们断不能把接受和批判这两件事绝对地对立起来。不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而一概否定，这种粗暴的态度是我们所不取的。不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而谈接受，这种囫囵吞枣的办法也是我们所不取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成绩，一般说来，还是以单纯描述前人的哲学思想为多，而真正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论的很少。我们应当继续反对反历史主义，不能以现在的标准要求古人，但这并不是说，不要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来评论前人的思想。这种评论不仅是要指出错误观点的本质、揭发思想体系内部的矛盾，而且要点明使前人失足和迷途的陷坑和关键，要把有价值的论点从各种神秘的烟幕和片面性的歪曲中挽救出来，要阐明过去的哲学家虽然能够提出却不能加以解决的许多问题。如果只是在叙述了一家哲学思想的合理因素以后，再说几句由于时代的限制，所以还有某种缺点，未可深责等等，这说不上是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只有在我们真正对于各种哲学思想作了科学的研究，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评论的时候，继承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吸取前人思想斗争的经验，并且能从大量遗产中取其菁华，而不是象拣垃圾似地只是拣来几块破铜，几只铁钉。 五 上面关于继承问题的说明也可以用来说明哲学史的民族特点的问题。 各民族的哲学史，归根结底，都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是不仅斗争的深广程度不会完全一样，而且所着重的具体问题也会不同，对同样的问题还会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更不用说所提出的论证和表现形式的不同了。哲学史的民族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这一民族在历史上所经历的思想斗争的具体形态和所积累的思想资料的具体状况有关的，而这些又和这一民族的政治斗争的历史和各门科学知识的发展状况直接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浸染着民族文化传统的社会生活中从事思想工作，从更好地从事当前的思想斗争这一点上来看，也必须对本民族哲学史上的各种哲学倾向表示态度，必须答复本民族哲学史上提出的各种问题，必须善于继承本民族哲学史上的一切优秀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传统，并且善于利用先人留下的可以利用的一切思想资料。只要这种民族的特点，的确是有现实的基础的，那么它也就能够反过来丰富作为进步人类的共同财富的马克思主义宝库。 中国哲学，在其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曾经同东方的有些邻国有密切的交往，但是大体上说来，是长期同欧洲的哲学隔绝着的。这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更多地注意哲学史的民族特点。而科学地、深入地研究中国哲学史，也一定能够对于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有所贡献。至于那种认为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彻头彻尾地不同，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一类看法，是我们所不同意的，因为那是同事实不相符合的。 对中国哲学史的科学研究的初步成就，至少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本原则对于中国也是完全适用的。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只靠原则“吃饭”。马克思主义原则对我们起着指导的作用，但它也只能起指导的作用。它提供了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使我们在深入到大量的纷繁复杂的具体材料中的时候，不至于迷失方向。它决不代替具体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预约过任何简易的公式。而且总是同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可以套用的公式的倾向做斗争。事实上，凡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定会弄到使马克思主义变形、歪曲，而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的是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把理论当做行动的指南，而在科学工作上，就是要大量占有材料，进行艰苦的研究工作。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个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一种用以按黑格尔学派方式构造体系的手段。全部历史都应该开始重新研究”（致康·施米特信）。“即令只要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种需要多年静心研究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讲空话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任务只有依靠大量的、经过批判审查了的、完全领会了的历史材料才可解决。”（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有人提出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的问题。如果说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所应当注意的范围，那么这个范围不是很窄，而是很广的。对于一个思想家，如果只注意他的明显地属于哲学性质的一部分著作，而不管他对各种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是不可能把他的哲学思想说清楚的。对于一个时代，如果只注意用比较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哲学思想，而不管当时表现在科学、政治理论、社会观点、文艺理论中间的哲学思想，也是不可能把当时的哲学思潮说清楚的。哲学思想斗争常常是同时代的各方面思想斗争的集中表现，如果不了解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当时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思想各方面的动态，哲学领域内的斗争是不会得到真正透彻的说明的。一本哲学史教科书中所说到的范围当然不能不是有限的，但是一个哲学史家在研究过程中所注意的范围，一定要比哲学史中的有限范围广泛得多。我们都不满意于在教条主义习气下的简单化。真正克服简单化的方法就是掌握丰富的材料，并且抵制各种把马克思主义原则片面化的倾向，认真地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下从实际材料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除此以外，任何捷径是不会有的。（胡绳 ） 1957年03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