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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什么？是和谐，是和平，是和合。而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则是和为道，和为谋，和为贵。 在这里，和主要不是描述一种和平美好的的状态，一种世外桃源的境界，而讲的是一种竞争的方法，斗争的艺术，成大事的功夫，就是以最小的消耗最小的投入取得最佳最优效果的方法论。即心兵法。 和为道 什么是和谐？现代汉语词典：配合得适当和匀称；《说文解字》中则解释为“相应、谐调”；《辞海》：思想、大小、颜色、音调等方面各部分彼此之间或者各部分与整体之间均衡匀称，没有什么使人产生不愉快或讨厌的感觉。 字面上解释：和谐：和=禾+口：“民以食为天”，粮食丰收了，可以养家糊口，肚子吃饱，整个社会安居乐业为“和”；谐=言+皆：大家都可以说话，言论自由，说出的话有道理，让人信服，你信任我，我信任你，为“谐”。一言以蔽之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话说才能和谐。 提起和谐，有人以为，就是和稀泥、一团和气、好好先生、好好是是。其实，这是个天大的误解。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中的“和”字本身就包含着斗争的内涵，就是和而不流、和而不同。也可以说是“和不离斗”、“斗不离和”。 关于什么是“和”？周朝的史官史伯作了生动的阐述。周代立国800年，临灭之前，周朝的王公贵族不忍其灭，问史官史伯，何以致此？史伯回答，周晚期犯了“弃和取同”的大错，定灭无疑，并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又问，何者为和？史伯言：“以他平他之谓和。”前一个他是一物，后一个他是另一物，现代语言，和是多样的统一，如果只有一物独存，必是孤阴或独阳，不能长久。国家存亡大事如此，生活中最常见最简单的婚姻，也是如此，近亲或同姓结合，其前途一定是“同则不继”。这个故事正是发人深省的，对于我们今天正在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很有启示，改革就是要改掉“同”，避免“不继”；而创造“和”，确保“生物”。 史伯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根本的法则，即在保持千差万别的多样性的统一条件下的“和”，才是真正的“和”，才是符合事物繁荣昌盛的客观规律的，否则，就是“同”，就必然走向灭亡。这是非常深刻的，也是发人深省的。前苏联为什么解体？东欧集团为什么分崩离析？从根本上也是犯了“弃和取同”的错误。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日，黄炎培等６位国民党参政员，为推动国共两党团结，从速恢复和谈，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由重庆飞赴延安访问。他们在延安的五天当中，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毛泽东还与黄炎培做了三个半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交谈。临别，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几天感想如何？黄炎培坦率地道出了一席诤诤肺腑之言。 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的回答是坚定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回答一个根本的依据，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它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靠民主，必将能够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这个周期率。 可见，和是什么呢？和为道啊！得道则兴，失道则衰，不仅是人类社会中的法则，而且也是大自然的法则。这在中华文化中有着深刻的阐述。 中华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中国的先哲正是在对天地万物的观察体验中，发现了和谐的真谛。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 中和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古人对于事物存在状态的一种深刻认识。 《周易大传》提出了“太和”的观念。中国古代有所谓“和同之辩”、“同”指同样事物的堆积，即没有差别的单纯的同一，“和”指许多不同事物的协调，即具有差别和矛盾的多样性的统一。这里的“太和”，不是一般的“和”，而是宇宙的“和”，故称“太和”。这是把宇宙看成一个具有差别和矛盾的多样性的和谐的整体。这样把和谐的观点用于宇宙整体，是《周易大传》的首创。 按照这一观点，德才兼备的人应努力追求天人的谐调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为贵”的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瑰宝。 和为道，和为贵，和为宝，和谐是中国人的名片，中国人骨子里就浸透着“和”的血液。中国之所以称之为中国，不是说中国居于世界的中央，而是说中国是以中为道，以和为贵，以德立国的国家。 那么什么是中呢？中即中道，严格地说，是阴阳平衡。从数学角度讲，是连续变化中的一个点，为时极短。中和则向前进了一步，中是中道，和是多样的统一，扩展了范围。在国外，和谐应用较多，顾名思义，又向前进了一步，将中字去掉，突出和的比重，例如在美学上提出了黄金分割（0.618）。以生命而论，阴阳平衡是中道，设其效果为100%，黄金分割时，其效果为94.4%，稍有下降，亦属准中。 中道是事物的最佳状态，不易掌握，和谐不是最佳而接近最佳，把握较易。因此，中道属于阳春白雪，和谐则类似下里巴人。 具体说来，中即准、精、正，是事物的最佳状态；中是不偏不倚，时空相交合中的最佳点；中是大自然的和声中最美的声音，是高低不同的事物实行最佳组合而达成的善、美、真的境界；中是最高水准，只须付出最小代价，就可以取得最大的效果，有如疱丁解牛的刀，不砍，不碰，顺道而行，无为而无不为，解牛十九年，刀丝毫无损；中就是马斯洛所说的顶峰体验，顶峰状态，这时，人解脱了一切束缚，达到了身与心、人与事的高度和谐统一，宇宙的规律开始清晰地在人脑中呈现，真理的声音开始清晰地在人脑中呈现，真理的声音开始清晰地在人耳畔回响。 中和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古人对于事物即矛盾存在状态的一种深刻认识。其实，在西方文化中，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也论述过“中”，他在《金言》中说，一切事物，中庸是最好的。 中和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不可走极端。人是很容易走极端的，一强调这一极，往往就忽视了另一极；一强调了另一极，往往就忽视了这一极，我们党自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时间在左与右两种极端上转换，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不是右了就是左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危害，这与缺乏中道的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 在今天，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东西方文化大碰撞、大融合，面对价值观多元化、标准多元化的现实，党之所以能够对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制、社会新阶层等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进行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对其准确定位，正确引导，正是因为党善于把握中道，在姓社姓资、姓公姓私上“不争论”，大胆提供“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好环境。 应当注意，中道不是保守，不是消极，而是无为而无不为。应当说大自然是把握中道的大师，它是丝毫不偏，丁点儿不差的。其精确与高明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宇宙大爆炸后以近于临界速度膨胀了150亿年，它与临界速度的差异不会超过1/1036。 和是什么？是和谐，是和平，是和合。而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则是和为道，和为谋，和为贵。 在这里，和主要不是描述一种和平美好的的状态，一种世外桃源的境界，而讲的是一种竞争的方法，斗争的艺术，成大事的功夫，就是以最小的消耗最小的投入取得最佳最优效果的方法论。即心兵法。 和为谋 大自然是把握和谐与平衡的设计师，它实在是神机妙算、胜券在握，用那深不可测的伟力，把一对对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包容在一个彼此制约，彼此推动，循环不已的生物链中。 蛇吃青蛙，青蛙吃蜈蚣，而蜈蚣吃蛇，这三对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矛盾，由于在一个矛盾的圆周内，达到了中和、平衡，蛇不吃青蛙，可以借青蛙抵御蜈蚣；青蛙不吃蜈蚣，可以借蜈蚣抵御蛇；蜈蚣不杀死蛇，可以借蛇来抵御青蛙。如图： 蛇 蜈蚣 青蛙（好一幅世界多极化的模式图啊！） 使蛇、青蛙、蜈蚣三者能够得以和谐相处的是这相生相克，生生不息的矛盾之圆。正是这矛盾之圆使事物在整体上处于和谐状态。 一提谋略，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孙子兵法、吴起兵法、战争论、超限战等专门论述“诡道”的书。其实，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智慧中，把握中道，平衡阴阳，力求和谐，谋求双赢，也是中华智慧和中华谋略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西医的理论是，“非典”是冠状病毒引起的，那么找到了它就可以杀死它。中华民族则从来不讲杀死谁，而是讲“和为贵”，大自然给人生命的权利，给任何细菌、病毒同样生命的权利，存在就是合理的。如果有一天人类把所有的细菌、病毒全消灭了，恐怕人类也就不存在了。而人与其他生物要和平共处，各自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每个人的身上都带了无数的细菌、病毒，但是为什么不得病呢？是因为与细菌、病毒和平共处。当人外受风寒暑湿燥火，内受喜怒忧思悲恐惊时，机体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给了某一种细菌或病毒以发展的条件，它就从10个变成100个、1000个，只有10个的时候人不会得病，而当它增加到1000个的时候，可能就成为病了，就危害人体健康了。中医治病就是把病邪赖以生存的条件纠正过来了，那么它很自然就从1000个变成100个，又回到10个，又与人类和平共处了。这就是中医治疗的核心问题。 因此，西医觉得“非典”很严重，因为：第一，致病因子没找出来，萨达姆在哪儿拉登在哪儿没找着，精确制导炸弹就不知往哪打，犹如废铁一般；第二，有传染性；第三，如果治疗不及时，就会死亡。但是从中医角度看，其实不可怕。 所以，樊正伦教授说，“我觉得中医学要走的道路跟西医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中药的药性全都走药物化学的道路的话，我们永远赶不上美国。” 这一论断用在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上也是适宜的，我们的经济、文化发展模式若是一味跟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后面亦步亦趋，不仅永远也赶不上人家，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所谓邯郸学步。 中国人的灵魂、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的灵魂是天人合一一样，潜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是“和”，是“全胜”、“双赢”，中国人从来不想使得他人他国吃亏，即使在大唐全盛时期，作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唐朝给予那些纳贡的藩属国的赐予也常常超过他们的贡品。在明朝，尽管是郑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远涉重洋，但是他的所到之处，进行的是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扮演的是和平使者的角色，从来没有侵略和掠夺……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温馨记忆，一段温情脉脉的优美的歌谣。 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矛盾和冲突？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选择了征服，对大自然的征服，对动物的征服，对同类的征服，冲突和战争不断，到20世纪末期，人们认识到这只能是死路一条，只能是人类的集体自杀。人类的唯一出路是合作、互利、双赢、全胜。心兵法提出“把自己当成别人，把别人当成自己，把别人当成别人，把自己当成自己”是取得双赢全胜的具体手段。因为我们与万事万物从根本上说，有着一颗相同的心。 心兵法决不否认21世纪会爆发战争，但是，心兵法认为，21世纪的战争形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打的的是智力，比的是心力，拼的是潜力，正如钱学森说：21世纪是智力战。费孝通说：没有智力资源，我们的自然资源就没有用处，就要给人家用，不一定要挂殖民地的招牌，就可以在各种名义下成为殖民地。当然，这里的“智力”、“心力”、“潜力”等概念不是指的单纯的无形的东西，而是指的包含了“智力”、“心力”、“潜力”的物质的武器，例如，指哪打哪，几乎分毫不爽的导弹，彷佛长着“大脑”、“眼睛”的高科技武器，以及在2050年以前即将诞生的会思维的机器人。人类的一切都智能化了，都心能化了，物质的比拼已经超脱了原来的意义，变成了实质上的无形的“心力”的比拼，心兵法将智力、精神力、文化力、法律力、芯力（芯片的力量）等一切软件的力量统称为心力。面对这样的形势，该如何应对？心兵法提出了“无边疆”战略，将最大的战场、竞争场转移到了心灵和“芯灵”（电脑）上，并毫不含糊地提出，在21世纪，即使是在战争中单纯运用传统的“兵法”理论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了，最实用最有效的是“心兵法”，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据说每个美国士兵都在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成为美军的“圣经”。尽管美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但是占领的同时就意味着陷入了泥潭，使得美国哭笑不得，进退两难，这难道能够说是胜利吗？ 心兵法破天荒地提出，竞争是和解的艺术，战争是和平的艺术，竞争的根本目的不是冲突和流血，战争的根本目的也不是烽火不断、杀戮不已，而是和谐，是和平。是对立双方能够达成彼此利益上的共识，心灵上的共鸣，至少是暂时这样的，不然就永远都会有反抗。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到了改弦更张的时候了。 心灵竞争，文化是王，是增强国家的软势力，提高国家和民族的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手段。什么是统帅？心是统帅。何为王者？文化为王。心兵法运用统一场理论、脑科学理论、心理学等对此进行了解释。 心灵同盟，分久必合，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将走向何方？世界将走向何方？中国将走向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灵同盟，它的根基在于永不变色的“中国心”。世界将走向“一统”，形成类似欧盟形式的“心灵同盟”，之所以用心灵同盟这个概念，是为了说明，不是那种同床异梦式的“露水夫妻”，而是心心相连、心心相印的牢不可破的同盟。这就是未来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世界。 2006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他还用一个中国古老哲学的术语提出了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建议：“和而不同”。胡锦涛此番在耶鲁的讲话，是最高领导人提出了“关键概念”。2004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胡锦涛用“和平发展”阐述中国的道路。2005年9月，胡锦涛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这一理念。 2003年12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指出：“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历来酷爱和平。“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同样，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2006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也提到了“传统文明”。显然这已是中央的共识。 2006年4月，中央“和平崛起”课题组总负责人郑必坚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发表演讲，称“中华文明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就是弘扬同时代精神和世界文明成果相结合的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特别是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讲信修睦，善待邻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和谐、和平、和而不同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旋律，而且正日益深入人心，贯彻落实到人们的实际行动上，和谐，正在成为亿万中国人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和为贵 和为贵，和之为贵，贵比国宝。 2007年7月1日，我到了北京中关村，对面是中国企业家世纪论坛的主席何才庆先生，电视上是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热烈场面，不由地心头一动，差点儿落下泪来，想起邓小平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想到收回的香港的土地上走一走。”不由地感慨万千，1997年2月小平同志去世，而7月1日香港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仅仅是差不到半年的时间啊，他的愿望就没有得到实现，留下了莫大的遗憾。但是“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却成功地变为现实，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也更加引人注目。 这是中国“和”的思想结出的硕果，是“和”的谋略取得的成功，是“和”的智慧创造的奇迹啊。 对此，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他说，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应该让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发扬光大，使其在文化开化的进程中，登上一个以和为贵的更高境界。 董建华认为，“和为贵”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中，中国人说“家和万事兴”；在商业行为中，中国人相信“和气生财”。这几句老话绝不是口号，而是亿万中国人的信念及行为准则。 和为贵、和气生财、和气致祥、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百忍堂中有太和，都是说的“和”。儒家的“太和”观念，包含着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自我身心的和谐。儒家是通过道德学养达到自身的和谐，再推广到“人与人的和谐”。 和为贵，乃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重大特征。不仅儒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有机部分的其它流派，如佛、道、墨诸家，也大都主张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和”。佛教反对杀生，主张与世无争；道家倡导“不争”，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三宝”；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尤为反对战争。上述思想被运用到了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就形成了一种与西方的以竞争为灵魂的文化和方法论大相径庭的思想武器，一言以蔽之曰“和”。 《三国演义》可谓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在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情况下，为什么是魏、蜀、吴三足鼎立呢？魏国占了天时；吴国占了地理；蜀国占了人和。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蜀国的开创者刘备，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和“江东已历三世”，继承祖业的孙权相比，简直是一个“穷光蛋”、“流浪汉”，创业之初，要人没人，要武器没有武器，要地盘没有地盘，只有一个皇叔的品牌，处处寄人篱下，为什么竟能“三分天下有其一”呢？关键就在于他用足用活了一个“和”字。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可见，“和”在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中的巨大作用和威力。因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和为贵成为法宝就不足为怪了。 日本企业家将“和为贵”的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倡导“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发扬“团队精神”、“家族主义”，促进企业员工之间的团结合作关系，促使员工为企业效力。这些做法对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腾飞起了重要作用，形成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管理模式。西方管理学家也开始重视人的因素，强调职工参与和民主管理的重要性，使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融为一体，改善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的效率和效益。可见“和为贵”的原则在现代社会中并未丧失它的作用。 “和为贵”一语出自《论语•学而篇》，原文为“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段话是“有子”说的，他是孔子的一个学生，姓有名若，“有子”则是孔门后学对他的尊称。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将这段话翻译为“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当为可贵。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国家，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小事大事都做得恰当。但是，如有行不通的地方，便为恰当而恰当，不用一定的规矩制度来加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由此可见，“和为贵”之“和”，本义并非“和平”之意，而是指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将事物调节到一个恰当的、和谐的状态（作‘动词’用），后来也以之指代这种“事物的和谐及恰当状态”（作‘名词’用）。实际上，在先秦思想史里的“和”字大多作“混和、调和、应和”等一类的解释，而“和平”的词义反而是出在《孙子•行军篇》：“无约而请和者，谋也”。 许多思想家也继承了史伯“和”的概念并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如《庄子•田子方》有云，“（阴阳）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荀子•天论》则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贾子•道术篇》更为直白，“刚柔得适谓之和”。可见，“和”并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名词，更是一个强调互动过程的动词。 这里所蕴含的意义就是，和不等于和平，不等于和气，不等于和稀泥，不等于没有差别，和是和中有同，也有异；和中有一，也有分，和不离斗，斗不离和，以和制斗，以斗促和，此为上上之法——心兵法。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永恒的动力，斗争性也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一个属性，它决不会因为我们单纯追求和平、和谐的美好愿望而消失。 在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不可能只有和平的、友好的一面，而没有矛盾的、斗争的一面。“和平”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一旦因利益冲突而激化矛盾，“和平”也就难以为继，对抗以至战争也就无可避免了。于是和之为贵不仅是因为和之为道，也是因为和之为谋啊！ 据《战国策•楚策》记载，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到武关与秦国会盟，却被秦昭王扣留，胁令其割地称臣。消息传回楚国后，大臣们商量着要另立新君以绝秦国之要挟。由于当时楚国的太子横正在齐国当政治人质，因此楚国诈言楚怀王已死以求召太子回国。齐王在苏秦的建议下要求楚国献出东部五百里土地方准楚太子回国。太子横在其老师慎子的指点下答应献地，因此得以回国即位为王，史称楚顷襄王。当齐国遣使来楚国索取东地时，楚国大臣子良主张守信献地，然后再发兵夺回；昭常主张一口拒绝，马上发兵防守；景鲤则主张向秦国求援。最后慎子建议楚王采纳三人的意见加以综合实施：先派子良去献地，稳住齐国；再派昭常为大司马领兵往守东地；再派景鲤入秦求援。这个事件的结局是，等到齐国发觉上当而出兵进攻楚国东地时，却发现既有楚兵防守，又有秦兵救援，只好退兵，无功而返。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国际事件”里，慎子正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其实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以及清醒头脑的战略家，既高瞻远瞩而又临危不乱。在国君被扣、太子为质的艰危处境之中，他首先以一个现实的政治妥协使太子安然返国即位，稳定了楚国处于“权力真空”的政治基础；然后又总结归纳各种不同意见，既不退让，也不冒进，最终实施了一个博采众长、面面俱到的战略方案。使得当时身处秦齐两大国夹击之下、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楚国不仅站稳了阵脚，避免了战争，更无须付出割地求和的屈辱代价，一举破解了这个复杂、危险的政治“连环套”，从一场随时都可亡国灭顶的灾难性危机之中挽救了楚国。而慎子在处理这场危机中所表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圆熟手段以及高明战略，其核心就是一个“和”字！ 什么是“和”？就是“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将事物调节到一个恰当的和谐状态”。 抱持着“天下太平”的良好愿望，不给人添麻烦，搞乱子，不同他人他事产生严重的分歧。这种将“和为贵”解读为“以和平为可贵”，其实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在现实生活中，你开车不撞人家，可是不等于人家不撞你啊；你不搞阴谋诡计，不等于人家不搞啊；你想取得双赢全胜，可是人家却想利益独吞啊；你是农夫充满爱心地救蛇，可是蛇偏偏要冷不防咬你一口啊。怎么办？可靠的方法就是正确把握斗争与和谐的关系，把和谐变为方法论，把“和”的思想变为武器，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反台独、反分裂的尖锐斗争中，我们只有通过积极采取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各方面的力量和手段，才能实现全面捍卫国家及民族根本利益的目标，才能切实地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从慎子的事迹中，我们正可以获得无穷的启迪和智慧。 人类自古至今，因国界、宗教、种族、主权、经济利益的歧异，思想、语言的差别，乃至因家庭、财产、感情等诸多问题，所引起的冲突不胜枚举，以至常常上演“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惨剧。和为贵的观念，对匡正今日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弊病，不无裨益。 人类历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不是内战就是外侮。百姓在里面受的罪数不胜数。难得过几年太平日子，所谓盛世也常常就是个二三十年而已。中国近一百年来，先是孙中山推翻满清政权，接着是军阀混战，日本侵华，三年内战，以后就是不断的阶级斗争。 即使没有战争，一部中国历史，简直也堪称一部砍杀史，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君臣将相互残杀，让人看得心惊肉跳，例如在盛唐武则天，在明初年朱元璋执政时，大臣们的脑袋还不是别在裤腰带上？权力之争的激化导致的结果往往不亚于一场战争惨烈。中国历史共有600多个皇帝，大部分死于非命，皇帝成为自古至今风险最高的职业。 只有最近这三十年大家过上了太平日子，没有严重的内部纷争，没有外来的侵略，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和则治，治则兴；争则乱，乱则衰。中国历史展示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情况。秦结束战国纷争的局面，而后有汉的强盛；隋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而后有唐的辉煌；中国共产党结束列强争夺、军阀混战的局面，才迎来了民族的复兴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和谐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的瑰宝，竟被一再尘封，和谐之难，愈显其贵，和谐之贵，贵比国宝啊。谁不渴望和谐？谁能离开和谐？ “将相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的典故。在古代的赵国，大将廉颇因为嫉恨出身低下的蔺相如日益受到赵王的器重，被封为上卿，就处处找蔺相如的碴儿，跟他过不去，相如处处躲避、退让，廉颇愈发欺负人，连他的家人也跟着欺负蔺相如的家人，蔺相如手下的人忍无可忍了，当着他的面儿说他太软弱，怕廉颇。蔺相如说，连虎狼一般的秦王我都不怕，能在人人畏之若虎的秦王面前勇于抗争，保住了赵国的国宝和氏璧，难道我还怕廉颇吗？之所以处处退让，是因为如果秦国等国家知道了我们赵国将相不和，就会趁机入侵，后果不堪设想啊！廉颇听说后非常感动，就自动到蔺相如府上负荆请罪。从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将相同心同德，一心报国。 和为贵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法则，成为中华文化与中华智慧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宋代大儒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不迫，乃可为贵。”强调“和为贵”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自然和顺与从容不迫。 和谐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需要和谐，就存在和谐；凡是有事物生长的地方就需要和谐，就存在和谐。整个宇宙的主旋律就是和谐。和谐是万事万物和而不同、共生共荣、生生不息的一个状态。中国文化中讲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其实，本质上就是揭示出和谐的大规律。 即使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也是须臾离不开和谐的，如果你的肉体和灵魂，你的小我与大我无法平衡，无法和谐，你就不会健康，就会得病。内心和谐是一个人的立世之本，成事之基。温家宝总理在同季羡林先生讨论和谐这个话题时，特别强调内心和谐的重要。这是十分深刻的。 和谐是不是不要竞争呢？和谐与竞争是什么关系呢？ 由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因此西方现代管理中十分强调竞争的作用。在“商场如战场，竞争即战争”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研究竞争战略，夺取竞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创立独家名牌，消灭竞争对手，套住顾客用户等一系列手段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做法。企业为了在市场上求生存，就非要与竞争对手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强调竞争的思维方式有许多缺陷。为了实现创新的目的，企业应当与供应商、用户，甚至竞争对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竞争对手之间应当寻求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并将各自的优势综合起来，努力扩大并开拓市场，分享其利益。例如布兰登伯格和梅尔巴夫就将其新著命名为《竞争合作》，指出将竞争与合作相结合是一种革命性的设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应当以“和为贵”的思想为指导，探索出一条竞争合作的途径。 企业的竞争正进入利益共享的合作竞争时代。就是从单纯的竞争到协作型竞争；从追求独家利润到互惠互利；从独赢模式到“双赢模式”、“多赢模式”。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根本的法则。它被衍生到社会领域后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我们不仅要问，无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社会，弱者一定就要淘汰吗？而什么是应该淘汰的弱者呢？难道就是象希特勒所论述的犹太人就是劣等的民族吗？ 竞争的确是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个法则，没有竞争就没有活力，就没有进步。但是，竞争也仅仅是一个方面，在竞争中还有合作，还有双赢。实质上就是竞合。 和谐思想正在取代对抗思想成为21世纪的主流思想，在20世纪长期困扰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大阵营的剑拔弩张的对垒已经消除，在20世纪最不太平的欧洲已经达成了共识，即消除对立，合作、联盟、发展才是明智的选择，于是欧洲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欧盟。从全球看，尽管局部的冲突和战争还是不断，但是从整体来讲，合作与双赢，共同发展，互惠互利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第一选择。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突飞猛进发展的中国来说，不和谐的音符诸如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别，干群矛盾、富与穷的矛盾等都成为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不解决就无法使得中国社会协调、健康、稳步地发展，就有可能使得社会发生动荡和不安。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国家发改委征求八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的意见，最后形成了一个报告，认为我国在2010年前后可能会出现动荡。尽管预测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不一定会成为现实，但是这却足以值得我们未雨绸缪，把减少和消除不和谐的因素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如此说来和谐论的提出不是应运而生吗？ 本书是《心兵法》的姊妹篇，《心兵法》在2005年5月出版不久，就走进高层，走出国门，深受韩国、法国等海外出版机构的青睐，并在光明日报理论频道摘要连载，荣获威海市第九界社会科学成果评比一等奖。山东省有关领导始终认为，心兵法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个成果来之不易啊，为了做到“三个贴近”，使之广泛走入市场，2004年5月，我走出机关，走到北京，弄斧必到班门，到中央党校、中科院、中国军事科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企业家世纪论坛等请教，脚底磨了一层厚厚的老茧，至今还在。它不仅是我二十年积累的结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传递的是时代的心音，拨动的是“和”的琴弦啊，它从中华文化和中华智慧的宝库中发掘出了“心”与“和”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赋予了展示时代精神的新的内涵，成为心兵法。 我曾经产生了歇一歇的想法。然而，有关方面给予我很大鼓励，这基于高层已经形成的一种共识。2006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到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看望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并对季老95周岁生日表示祝贺。两人深入探讨了“内心和谐”这一重要命题。2006年4月13日在杭州举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主题就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命题，不仅得到了全国政协贾庆林主席、刘延东副主席的高度评价，而且也得到了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等知名国际人士的由衷赞成，“对外和平，对内和谐，对台和解”正在成为我们处理国际国内关系的“和战略”。 7月1日，何才庆先生写道：“作为一名专家，一名研究心的专家，一名研究和的专家，我对心放老师深表敬意，心兵法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和为贵也将成为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它把胡锦涛同志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论用方法论、工具论的方法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学术上的探索，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和企业家朋友运用和谐理论指导工作和学习具有特殊的作用。” 对于心兵法、和的思想的研究怎么能够止步呢？我又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并连续在光明日报理论频道发表了三十万字的新的作品，主要阐述和为道、和为谋、和为贵，和为法，上上之法——心兵法，点击率夺魁，是为《和为贵》。 参考文献 1、 中国新闻周刊：“和而不同”锚定中国外交思想 2、 温家宝哈佛演讲 提出广泛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 3、 心放 著 《心兵法》新世界出版社 2005年5月版 作者简介 代表作《心兵法》出版不久就走进高层，走出国门，被海内外媒体誉为“阐述和谐谋略的一张中国人的名片”。心兵法训练被誉为“打开人的天才按钮的金钥匙”。在光明日报理论频道摘要连载，并发表系列作品，点击率夺魁。出版专著以及在中国青年报等发表论文百万字。心放，原名刘坚，1966年生于北京，现供职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乳山市委员会，系中国未来研究会未来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