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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澧以汉学为宗，但不囿于门户之见，不排斥宋学，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陈澧主张汉宋调和的思想颇为欣赏。 今年是陈澧诞辰200周年，了解其学术思想及生平事迹是对其最好的纪念。 早年受惠于学海堂 广州海珠区北京路一带，有一处地名为木排头，宋代此处为珠江岸边，因常泊木排而得名。陈澧故居就位于这一带，可惜在民国时被火烧毁，如今已不见痕迹。 陈澧先世为浙江绍兴人，六世祖宦于江宁，祖父一代迁居广东，至陈澧占籍为番禺人。1810年3月，陈澧出生在广州城木排头。陈澧7岁入私塾，学习论语、唐诗等，他自幼聪敏，9岁时已能写诗作文。10岁父亲去世，始读家藏《通鉴》，“日课一卷，一年而毕”。 陈澧并无显赫家世与家学渊源，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家，主要得益于广东方兴未艾的学术氛围。晚清广州书院风行，他先后在羊城书院、粤秀书院、越华书院读过书，道光十四年(1834)，陈澧入南粤著名书院学海堂为专课生。 著名学者阮元嘉庆二十二年(1817)任两广总督，他继在杭州创建诂经精舍之后，于道光五年(1825)在广州城北越秀山创办学海堂，这是晚清又一个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的书院，对广东学术有开创之功。学海堂只设学长，不设山长，因为山长不能多设。他选定8位通古博今的学者担任学海堂学长，他说：“此堂专勉实学，必须八位学长各用所长，协力启导，庶望人才日起。”陈澧入学海堂之前，就与学海堂学长曾钊、吴兰修等人有交往，入学海堂后，他更是勤勉学习，深得其弘扬汉学的精髓，并坚持汉宋并举，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了广东汉学研究。道光二十年十月，陈澧被聘为学海堂学长，并居此位达27年之久，以至桃李遍地，蔚为东塾学派，从而达到了阮元冀望“人才日起”的目的。陈澧对阮元十分崇敬，他于1841、1844年先后两次在扬州拜见阮元，并请其为“忆江南馆”题匾。 放弃科考正途专攻学术 那个年代，科考几乎是学子晋升的唯一出路。陈澧14岁开始走上漫长的科考道路，于道光三年首应童子试。道光六年考取县学生员，第二年恩科第一，时与顺德县卢同伯、南海县桂文耀、同邑杨荣绪有“四俊”之称。道光十一年举优行贡生，十二年中举人。 陈澧很想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经邦治国理想，他称自己“处则师陶(渊明)，出则师陆(贽)”，但不幸的是，自道光十三年至咸丰二年(1833～1852)，他先后7次进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前后历时19年之久。 虽然7次应会试都以落第而归，但陈澧还是有两次出仕的机会。清乾隆以后定制，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道光二十四年第五次落榜后，陈澧被选授河源县训导，他赴任仅两个月便请病假回家；咸丰六年第七次会试落榜后，他又被拣知县到班。但正是这个时候，他彻底放弃了出仕的念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读书三十年颇有所得，见时事之日非，感愤无聊，既不能出，则将竭其愚才，以著一书，或可有益于世。惟政治得失未尝身历其事，不欲为空论，至于学术衰坏关系人心风俗，则粗知之矣，笔之于书，名曰《学思录》。” 陈澧还在信中感慨：“然天之生才使之出而仕，用也；使之隐而著述，亦用也。”他在关键时刻终于参透了社会，认清了自己，他放弃仕途，潜而著述，是岭南文化的一大福份。 东塾读书自成一体 陈澧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历史、数学、诗文、乐律、文字学、书法均有造诣，他曾先后向张维屏学诗、向侯康学史、向梁汉鹏学数学。其中尤以对广州方言和音韵的研究成果卓著，其所著《广州音说》论述广州方言的特点及其源流，陈澧认为，广州方言的音调合于隋唐韵书切语，因为“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州，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他早年著作《切韵考》，用双声、迭韵剖析切韵法，把双声分为40类，还把全部汉语语音列表定位。《切韵考》影响巨大，被梁启超称为“绝作”。 陈澧研究《水经注》，著有《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温水、浪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叶榆水、存水等水系地理状况误说。他著《申范》，考证出《后汉书》作者范晔谋反被处死是一起冤案，在史学中独树一帜。他考证汉代“三统历”，著有《三统术详说》。 陈澧曾以9年时间著述《汉儒通义》，论证汉学与宋学门户之见毫无依据，提出不能以训古和义理来衡量学术上的分野，主张打破门户之见，汉宋互为补充，各取所长。 陈澧著作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东塾读书记》。《东塾读书记》原名《学思录》，仿顾炎武《日知录》形式，为读书札记，对经、史、子及前代文字学著作作全面、系统的考证和论述。该书前后花去陈澧30年时间，是陈澧研究儒家经典的专门著述，也是奠定其本人学术地位的巨著。现代学者傅斯年对这部书很重视，曾把它列为青年学生了解清代学问的入门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