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 孟子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思想家，在中国美学史上，孟子美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审美观基本上继承了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美学思想，并在某些方面有所发挥和深化。他提出了“充实之谓美”这一重要的美学命题，而且分析了人格的六个层次，它与“与民同乐”的审美意蕴也是关系密切。 一、“充实之谓美”的基本涵蕴 早在孔子时代就围绕人来讨论美的问题，但是关于美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美，孔子却始终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和回答。当然，众所周知，儒家美学注重对内在人化自然的强调，到了孟子，他不仅理解了孔子并超越了他，孟子明确地把美解释为人格的一个重要的层次。“充实之谓美”在《孟子 尽心章句下》里的原文是这样的：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1]很明显，孟子在这里针对人格问题划分出了层次不同的六个等级。“可欲之谓善”，是说一个人的行为值得让人喜欢即被人喜欢，那么他就是一个善人、好人，这样一来就把评价的标准交给了别人，是别人对你的评价，这显然是一种外在的评价，这是人格的第一个层次。“有诸己之谓信”就是说个体在自己的行为中完全依照自己本来固有的人性原则（仁、义、礼、智）行事，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所做的是对的，这就是一种内在的评价和标准，“信”是人格的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跟第一个层次比较的话相对高一点。“充实之谓美”，是指人的内心之中的美好的品质在量上的不断充实和增加。从行文来看，“美”之前的“善”和“信”显然是一种道德评价而非审美评价，是“美”的前提和出发点。它以 “善”、“信”为基础，但又高于它们，所谓“充实”就是将“善”、“信”的道德要求充实其中，将它们扩展于人的内心，并充实盈满方可言“美”。也就是说，“美”不仅需要别人认可的 “善”而且也要不违背内在固有本性的“信”，将外在的和内在的评价标准统一起来。从而，“美”被孟子赋予了直观、可感的形式意义，这是孟子的一大贡献。问题还不能到此为止，“美”之后还有“大”、“圣”、“神”三者。“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是指在形式上达到一种完美，即人的外在的光辉，个体完美，光彩照人。我们曾说过，所谓“充实之谓美”，是充“善”、“信”二者于其中就达到了“美”，那么“美”被赋于形式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在孟子看来，“充实之谓美”就美感审美而言并非已臻至极境，因此还必须“充实而有光辉”，才能步入美的更高境界。“充实之谓美”侧重强调的是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则从形式对内容的显现方面突出强调了形式的表达意义。没有道德的“充实”，人不可能是美的；但是没有外在的“光辉”显示其“充实”，也就不能达到“大”这一更高的美的境界。可以这样理解，“美”、“大”二者相辅相成，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互补地展示了孟子关于人格境界、个体生存状态美的思想。“大而化之之谓圣”，是说不仅自己要内外兼美，而且还要通过自己去影响别的个体，即从自身走向他者，感化他人，进而兼济天下，使整体达到完美。要特别注意这里的“化”是不知不觉地感化、同化的意思，不是巨变，也不是强制性的改变，因为巨变所造成的结果往往带有一种痛苦的感觉，而“化”是一种连续性和渐进式的发展，对于个体来说是熏陶，对于社会来讲是改良。“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里的“神”带有超越自然和超越社会的性质，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和氛围。这是对“美”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如此层递，把美推向极致，直到达到神秘莫测的“神”， 当然也可以把神看做是对圣的表述，因为在儒家看来圣就是最高的典范和精神境界。 从“善—信—美—大—圣—神”层层递进的关系可以看出，当道德上升到一定境界时便具有了审美的意味。孟子在这里凭借其高尚的审美情怀，把道德目标、人格精神、审美愉悦联系在一起，将道德伦理升华为审美体验，把人带进了美的境界。这时，所产生的审美愉悦与道德快感是水乳交融的。 二、“充实之谓美”的社会特征—与民同乐 孟子从人格的六个层次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君主的要求，那就是作为一个君王，不仅要让自己从内在修身养性，有一颗仁义慈爱之心，不光有“善”、“信”、“美”，而且还要扩展自己的道德品质，通过自己的君王的影响去造福于百姓，兼济天下，即做到由“大”至“圣”再到“神”，对此，孟子对君王提出了“与民同乐”的要求。 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中有这样一段话，“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2]在梁惠王看来，好像贤者和乐是不相关的，把贤者想成了另类，同时也把自己和贤者拉开了距离。孟子承认我有，承认贤者有乐，并且认为只有贤者有乐，不贤者是做乐、找乐、是假乐，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享受这一快乐，没有道德的人纵使遇到这种快乐，也无法享受！最后，解释为什么只有贤者才有乐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在于真正的乐是来自于内部的乐，平静的乐，充实的乐，常态的乐，这就首先要求国君首先做到一个贤者，也就是做到“善”、“信”和“美”，另一方面是对于国君来说，必须要实行仁政，做到与民同乐，也就是做到“大”、“圣”、“神”，否则的话国君的政治统治是无法保持长久的。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证出现《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与民同乐和与百姓同乐的思想。他对齐宣王说：“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3]这段话涉及了审美的社会性、大众化问题。“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是“大而化之之谓圣”必然要求，审美活动应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只有“与人乐乐”和“与众乐乐”，才能得到更多的审美愉悦，只有同乐才是真正的大乐，是普天同庆的乐。当然话说回来，孟子的“与民同乐”思想就是建立在性善论和仁政、民本思想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君王应当与民同乐，而不能君乐而使民“疾首蹙頞”，不能君享受钟鼓之声、田猎之乐而使民“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也就体现了“充实之谓美”的美学思想。美是善与信的充实，它是有社会性基础的，必须以善为基础，无害于民，如果美违背了善，离开了政治的、道德的要求，做不到善于信的充实，那么也就难成其为美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