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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两则新闻：国庆长假之后，深圳教育国际交流学院的学生们发现宿舍楼里装上了特别的仪器——手机屏蔽器。学校计划每晚23时后对宿舍区域学生手机进行屏蔽，学校称是为了学生的学习考虑。（《南方都市报》10月9日）；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开学后作出规定，不允许大一新生自备电脑。校方称，此举可以防止新生沉迷电子游戏。（《新京报》10月9日） 不能否认，无论是在学生宿舍里安装手机屏蔽器，在深夜屏蔽学生手机信号，还是出台校规禁止大一学生自备电脑，出发点都是积极的，甚至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但依我看，效果却未必明显。打不成手机，可以进行其他的“娱乐”活动，以此来保障学生的休息时间作用不大；不让买电脑，可以到网吧，该上瘾的还是会上瘾。 更重要的是，深夜不休息乱打手机、玩电脑上瘾等虽然是值得批评和教育的行为，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生作为已经成年的公民，手机与电脑的消费、使用是一种基本权利，受法律保护，谁给了高校干预管制学生权利的权力？显然，此举有侵权之嫌。 理性、自觉的道德意识，自然值得提倡。高校作为教育管理者，有责任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助推这一美德的形成。但是，却不能用限制权利的方式来引导道德。道德层面的行为，只能动用“道德教育”去进行约束和塑造；而权利，则是必须要维护保障的，哪怕是这种权利建立在不道德之上。在一个法制社会中，我们首先要维护公民权利，其次才能进行道德倡导和理性塑造。没有前者作为基础，道德理性就是一句空话，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切入现实，各地高校限制权利来引导道德的“校规”屡屡出台，其实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教育的浮躁。由于感到“感召式道德教育”的成效不大，在短时间内没有引起学生的一致“共鸣”，学校就开始心焦气躁没有耐心，干脆将“道德教育”变成“学生规范”——操起了限制权利的大棒。由此，也就带来了教育方式的异化和教育权力的越位。 英国作家萨克雷说过，“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限制权利不如播下理性的种子，作为教育管理者，应该学会放下限制权利的教鞭——放弃这种简单而粗暴的教育方式，充当一个“播种者”而不是“终结者”——以足够的教育耐心和创新的教育方法，培育学生道德与理性的“习惯和性格”，让之在走出校门后，能够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作者：陈一舟 (责任编辑：admin) |